薛老师说，过去，喀什地区搞聋儿康复工作，20年没有一例成功，上海专家只待了一个半月，所有聋儿都有显著进步，其中两人学会说话后到普校随班就读，预计今年9月又将有一个孩子“出师”去普校读书。听到这个好消息，上海的专家们格外高兴。

　　从零开始

　　2011年8月12日，上海市残疾人康复中心援疆工作组到达喀什，已是傍晚。晚饭后，他们去喀什残疾人康复中心为次日举行的援疆项目启动仪式做准备。来到中心，他们大吃一惊———先期运抵的各种援疆设备大部分原封不动地堆在空荡荡的康复教室里，少数被拆封安装的设备中，一些还装错了！原来，因为康复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当地康复工作人员压根没见过这些设备，只能等上海专家来了再说。工作组成员赶紧捋起袖子，一直忙到凌晨一时，才把所有设备装好。

　　这只是喀什留给上海专家的第一次意外。后来，他们还遭遇了许多哭笑不得的意外，而这也更让他们自觉肩头责任之重。

　　卫仁涛是国内为数不多毕业于助听技术专业的助听器验配师。他惊讶地发现，当地的聋儿康复工作虽已开展20年，残疾人康复中心正式成立聋儿语训部也已有2年，但工作人员和家长的康复意识还十分模糊。好几次，他在聋儿耳朵里发现棉花球大小的耳屎，甚至还有棉花、海绵等异物，不仅影响听力测试准确性，还会造成发炎及不能佩戴人工耳蜗。他叮嘱家长和保育员帮聋儿清洗，没想到，他们直接拉着孩子耳朵就往卫生间的水龙头下面送，全没想到这样反会加重发炎。

　　这样的意外还有很多。王文迪说，相比上海成熟系统的康复训练，当地的康复中心更像一个托儿所，无法开展科学有效的康复，所以，上海专家的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手把手辅导。

　　手把手教

　　上海专家到达之前，康复中心的二三十名聋儿都有助听器，却普遍用得不得法，有的有啸叫声，有的调试不到位，有的甚至已经受潮损坏，孩子们无法得到合适的听力补偿。经过一轮验配后，上海专家首先给每个孩子配戴了合适的助听器，让孩子们有了开口说话的基础；接下来，开始培养老师和家长的康复意识和方法。

　　王文迪把晚上也利用起来。首先从写教案的基本功教起，让老师们明白，康复并不是陪孩子做游戏。王文迪组织大家一起看自己带去的十几节示范课视频，让他们学会有的放矢地展开语训。然后，王文迪再教他们分别学习大课和个训的不同康复方法，比如，要教孩子做“舌操”，让他们把久未使用的僵硬舌头变灵活，再把手放在老师的喉咙上，感知说话时声带的震动。2010年就来到康复中心的4岁女孩阿米娜尔一直想模仿老师的口音说话，但因为助听器补偿不到位，听不见声音，也不知道如何发声，试了一年仍无法发出清晰的声音。上海专家帮她调试助听器后，她终于对声音有了反应。现在，她已能借助手势与老师交谈了。

　　因为语言不通，辅导时即使借助翻译也有障碍，比如卫仁涛要向技术员讲解耳蜗佩戴、耳模制作，没想到，维语翻译说，中耳、内耳、耳蜗等术语在维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幸好卫仁涛随身带了一个耳朵模型，只好指着模型，比照自己的耳朵来讲解。

　　学完耳朵结构，就要动手做耳模，为做人工耳蜗打基础了。做耳模具有一定危险性，万一操作不当，可能会把被取样者的耳鼓打穿。所以，卫仁涛讲解一番后，当地技术员仍不敢动手，他只好亲自上阵做模特。几个徒弟战战兢兢，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才完成卫仁涛仅需五六分钟便能完成的耳模取样，而真正完成一个耳模则花了一两周。

　　回想当时，虽然教得辛苦，卫仁涛却很欣慰：“最近我们又送去了人工耳蜗制作设备，他们当时学到的手艺已经派上用场，给孩子们做了人工耳蜗，比助听器更好了。”

　　本报记者 孙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