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洛夫叔叔”让父亲险些遭难

　　就在1949年2月初，在父亲给我写那封信的两个多月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到了西柏坡。

　　毛主席是1948年5月27日到的西柏坡。7月4日，他通过阿洛夫转告斯大林，表示“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7月14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毛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们都去催收麦子了，没法接待。毛主席生气地说，你们苏联有多少麦子需要中央委员们都得亲自上手？为安抚毛主席，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

　　1949年2月5日，毛、刘、周、朱、任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和米高扬开会时，阿洛夫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米高扬说，李敦白、马海德是美国情报机关的，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1949年初的斯大林开始不大放心中共，害怕中共革命成功后会学南斯拉夫的铁托，不再听苏共的话，和西方往来。此时的美国政府已经声明不再援助屡战屡败、腐败无能的蒋介石集团，宋美龄访美求援之行也无功而返。当苏联将驻华使馆转移到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广州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在等着解放军进南京后和中共新政权取得联系。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希望能和中共有些交往。这当然是斯大林所绝不允许的。所以，他叫米高扬把在中共队伍里的美国人都抓起来。

　　任弼时说，李敦白可是斯特朗介绍来的。米高扬说：“从截获的李敦白给在苏联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几封信里可以证明李在传情报。我们已经将斯特朗抓起来了。”李敦白曾是斯特朗的翻译，他会讲中文，几年前到了延安，娶了个中国人为妻，就留在了延安。他实在不懂共产党的保密纪律，乱写信。此时，这位解放军里的美国人已是刚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市的广播电台英文部顾问了。在西柏坡这次会后，李敦白就被关了起来，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被放了出来。

　　就在西柏坡五大书记的会上，在场的阿洛夫心里很明白，自己和延安塔斯社的同事们曾给斯大林提供过有关马海德的情报。在米高扬叫着要抓马海德时，毛主席站起来说：“马海德是在我们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红军战士和共产党人的时候参加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就这样，毛主席保住了我父亲。对此，我父亲到去世可能都不知道。

　　送别阿洛夫的最后晚宴

　　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一家人由西柏坡进了北京，阿洛夫也“功德圆满”地奉调回国。临行前，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的住地为阿洛夫举行欢送晚宴，还专门邀请我们一家三口作陪。当时我不到6岁，记不起当时大人们说了些什么，吃的是什么，只记得接我们的是辆小轿车，走的像是去往海淀颐和园方向的石板路。车开得并不快，当时夜色朦胧，又不敢开车灯，说是怕有国民党特务打黑枪。

　　现在回想起那次最后的晚宴，我才意识到，是否毛主席别有用意——他是想通过阿洛夫告诉斯大林：我没抓美国医生马海德，他们全家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在我看来，毛主席可以说是最了解我父亲了。1936年春天，红军刚长征到达陕北不久，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太恶劣，人生地疏，中央和红军领导们的身体都很差，而他们身边没有一位正规医生。毛主席向唯一求得着的、可信赖的宋庆龄求助。此时，有能力帮上忙的只有她了。可以说，从1934年起宋庆龄就叫我父亲为江西苏区买药送药，他后来还参加过送陈云上船到苏联开会等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帮助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父亲经受了种种考验，取得了宋庆龄的信任。宋庆龄遂邀请他到陕北保安进行医疗帮助。几经周折，在中共、红军、毛主席最艰难的时期，马海德和美国记者斯诺一起到了保安。斯诺走后，父亲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加入红军，毛主席立刻高兴地任命他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不久又批准这位美国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位美国人的到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好运。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开始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中国革命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这一生是信任马海德和斯诺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尤其是我父亲，从1936年到1949年，从保安、延安、西柏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父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毛主席。毛主席是不会听从斯大林的指示抓我父亲的，这或许正是毛主席请我全家参加送别阿洛夫晚宴的深层含义。

　　母亲讲：“宴请过后没几天，我和你父亲去西郊机场送阿洛夫上了飞机。到西郊机场送行的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的女秘书等人。从此以后，阿洛夫便杳无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