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自己为美妙的北京方言所倾倒，以前就听说北京方言是最纯的中国话，但当我发现连街上顽童的说话声都那么动听时，我仍然很惊讶，甚至有时连骂人的话听起来都带着点优雅。我最早发回华盛顿的信息概括了北京春天的景象，正如戴维·布鲁斯在《北京日记》中引用的那样：

　　北京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对外国人来说，四处游览观赏的最好方式就是骑车，骑得快时你可以避开人群，骑得慢时你可以观察生活，还可以与相同速度的骑车者交谈。

　　生活节奏当人们醒着的时候，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整个城市从黎明运转到黄昏，不会提前多少，也不会推迟太晚。晚上七点，饭店里已经没人了。但是六点的时候却是座无虚席。商店开张和关门的那段时间也会有交通堵塞，大批自行车铃声不断，挡住了马车前行的道路，两节的公交车肆无忌惮地从右边驶向蓝色的自行车群，与此同时，高速行驶的轿车狂摁喇叭，危险地冲向左边车道。商店和购物街上挤满了购物者，行人给本已复杂的交通增加了更多的危险。但这一切在晚饭后就都结束了。紧接着的是一小段街道上的生活场景，少年们在路灯下打牌，情侣们依偎在正义路和其他昏暗的角落。再之后，夜晚就属于从布满灰尘的大街上驶过的洒水车，和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悄然离开的一辆辆高级轿车。

　　百姓的态度北京人相当友好。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被两个小伙子撞倒，摔下时胸部着地，但她自己站起来，掸去身上的灰尘，尽管气红了脸，还是很礼貌地说:“你知道，这是你们的错。”其他人也很礼貌，给彼此让开地儿，几乎不怎么咒骂车辆。但经过“文革”的变迁后又回到原位的警察似乎还是很厉害，他们在十字路口提着扩音喇叭大吼，挥动手臂，但似乎没人理他们，这也解释了他们大吼大叫的原因。

　　中国人对骑自行车的外国人也很友好。某种程度上，与别人一起以每小时九英里的速度边谈边骑，比一个人走路感觉更加安全。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说，某天晚上她骑车回家，有个人骑车追上她，转头面向她唱了一首不知所云但是很好听的歌，然后掉头走掉再没出现。有人报告，在北京大学周围骑车时问路，一位胖胖的、身穿灰色衣服、脚穿拖鞋的干部用很慢但是无可挑剔的英语回答了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干部是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师，当问起他从哪学的英语时，他说“从好莱坞的电影里”。“那肯定是很久以前了?”“是的……”他骑向小道，声音渐渐远去。

　　城市的形态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摘掉的路牌仍然没有归位，这让新来这座城市的人很难辨别方向。新路标渐渐取代旧路标，原来那些带有激进名字的路标将不复存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都贴了名字，以便于识别。胡同给北京城带来无限乐趣，人们现在也可以去胡同游览，像老北京一样，初来这座城市的美国人觉得胡同特别神秘有趣。这里的生活也像以往一样继续着，尽管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随地大小便，人们随地吐痰，北京城还是像传说的那样干净。城市的各种纪念碑保存得很好，人们常在周日放假的时候前来参观。北京城这个季节唯一的问题就是沙尘，刮得到处都是，有时甚至遮云蔽日。每个人，尤其骑自行车的人，满身都是尘土。

　　物品供应商店里摆满了各种物品，也有很多人来买，尤其买一些简单的小东西。蔬菜摆放得到处都是。傍晚，小贩在街角向回家的人们大声叫卖，看起来很自由。经常有些人推着自行车走来走去，后座的货架上装着小萝卜和韭菜，表明这种生意完全是国营的。

　　骑自行车打破了外交官和这座城市的隔膜。在美国驻华联络处成立的最初几个月，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周三下午固定骑车出去，这是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安排这种计划的美国外交机构。为了弥补周三下午骑车的时间，我们就在周六上午加班。但是我们搬入固定驻地后，这种活动就结束了，恢复了常规的作法。

　　巡访

　　布鲁斯开始了为期一个月辛苦的拜访。需要拜访与中美新关系有关的中国官员和外交官，包括外交、商务、体育、文化、科技等部门。布鲁斯最喜欢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陪同，乔冠华曾参与了上海公报的谈判，他高大并且热情睿智，精通英语及其他多门语言，特别喜欢抽烟喝酒。他和布鲁斯特别投缘。在第一次会面时，他们就分享了关于基辛格的

　　笑话，并且承诺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共同合作。我陪同布鲁斯参加了许多会晤，通过这些会晤我接触到了很多领导人，让我受益匪浅。

　　乔副部长为我们整个联络处的人举办了一场温馨的欢迎宴会，为我们认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新上任的主任黄镇、王海容以及新上任的美澳司领导林平，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说黄镇将会在6月抵达华盛顿。在进行随意的家庭式谈话时，我给乔副部长和林平讲我的三个儿子三只老虎，并且告诉他们，我小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是“三虎”的中文读音。

　　乔副部长惊讶地问：“你的意思是他在学校也叫三虎？”当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全桌人为三虎干杯，庆祝他6月份的到来，直到现在，他在家里还一直用三虎这个名字。

　　我坐在黄镇夫人的旁边，她圆脸，长得很可爱。她跟我说，她有七个子女，自己喜欢种种花草。她丈夫最近感冒很严重，刚刚止痰，但仍然咳嗽不断。林平看起来高高瘦瘦的，有一种严厉的领导干部的风范，曾任中国驻智利大使，他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每当有坏消息时，实际上都由他传达。布鲁斯的状态也很好，并说茅台的酒劲特别大。

　　周总理接见布鲁斯

　　5月18日那天，布鲁斯在办公室中烦躁地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一点事情做做？”话音刚落，礼宾司就打来电话，通知我们周总理将在下午6点半到7点之间接见布鲁斯。在詹金斯、赫德瑞兹和我的陪同下，布鲁斯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这是15个月前周总理和尼克松会晤的地点，当时陪同周总理的高级官员是乔冠华和黄镇。

　　在拍照留念和品茶之后，周总理开始了有关问题的讨论。他任命乔冠华为布鲁斯在北京的对应联络人，并说黄镇将于5月25日离开北京，6月抵达华盛顿。在表明谈话主要内容之后，周总理明确表示他希望中美间尽快开展实质性的交流。他希望加快履行上海公报，并期望布鲁斯通知尼克松政府，中国及越南将积极履行巴黎协定的条款。他希望基辛格与黎德寿的会谈圆满成功，并期待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周总理还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表示赞赏（西哈努克是中国的亲密朋友，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都待在北京）。

　　布鲁斯对这次会面很高兴，他被周总理所深深感染，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周总理和布鲁斯明显很投缘，他们快速建立的密切关系使得这场严肃、实质性的会议顺利进行，而没有出现任何摩擦。当周总理这位明察秋毫的政治家对我说，他记得尼克松访华时我曾和他讨论过诗歌时，我受宠若惊。

　　会议结束后，我们四个美国人在北京饭店点了伏特加、鱼子酱和一些中国小菜。结账时发现，总共才花了6美元，布鲁斯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此后詹金斯、赫德瑞兹和我开始写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他们提出评论和想法，由我来写。整个过程才用了两个小时，比我预想中的快得多。由于晚上过于激动，海军工程队员又在工地上讲笑话，叫喊声、笑声不停地传过来，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那天晚上实在是让人难以入眠。(摘自《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卜励德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