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燕生,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84年至1996年,他在中央财经大学任教,为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生导师;1986年至1988年,他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世界银行EDI宏观处进修和工作。
要点解读 前30年和未来30年
张燕生认为,新30年经济增速和前30年相比将会降低,新30年将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因为内在质量会提高。去年尽管经济增速破8,但服务业增加值、研发支出等几个“十一五”完成不太理想的指标都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展望未来30年,张燕生认为将会出现几个重要变化:随着消费升级,中国人开始愿意买好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新需求结构形成,中国经济开始从简单的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和创新。
前30年,发展的脊梁骨是低成本和农民工;未来的30年。发展的脊梁骨将是高品质和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转化为工程师和专才。
近日,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在上海作了一个“迎接中国经济下一个黄金十年”演讲,他认为,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30年的起点,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一些模式,如外向型经济模式、不平衡发展战略,在新30年需要改变。前30年的主题词是“转轨”,新30年应该是“规范”,逐步建立法治、公平、透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规范。
站在新30年起点上 主题词应从“转轨”转向“规范”
我们站在了一个新30年的一个新起点上。过去的30多年变化的起点是1978年,启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现在我们好像再次站到1978年,要选择能够面对未来30年的新的战略。回顾1978年,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能够解决老百姓的温饱?怎么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能够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怎么才能够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那么未来30年应当怎么选择?
前30年选择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还能否继续下去?张燕生认为,不能继续下去。道理很简单,外向型模式是小国模式,当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国,如果再靠出口和招商引资,你就很难缓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冲突。那么,下一步应该转向哪呢?一是转向扩大内需,一是转向开放型经济,就是转向经济的国际化。比如上海,怎么能够加快推动上海人才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也包括上海城市的国际化,使上海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成为全球性国际都市,就成为未来30年一个很重要的转向。
另外,不平衡发展战略还能够继续下去吗?张燕生认为,也很难继续下去。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先富”到“共富”,即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是不是应该率先实现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也就是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公平的、法治的、规范的市场经济。第二步是持续实现城乡、区域和老百姓的收入差距更加平衡的战略。第三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之间更加统筹协调的发展方式。
前30年我们发展的主题词叫“转轨”,未来30年我们发展的主题词是不是应该转向“规范”?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态秩序,会走向更加规范、法治、公平、透明。
去年出现一些新变化 GDP破8但不少数据不降反升
张燕生认为,2012年是一个新30年的起点,2012年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降到了7.8%,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曾经破8以外,很多年我们的GDP增速都没有降到8%以下。
但是,去年GDP破8,却出现几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首先,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来自于内需,内需对去年GDP增长的贡献是102.2%,其中消费的贡献是51.8%,也就是去年虽然GDP增速比较低,但是三架马车的贡献实际上是趋于平衡的。
其次,去年研发创新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占到了1.97%,增加幅度比较大。研发创新投入的钱,有74%是企业投资,也就是我们劳动力贵了,土地贵了,当所有东西贵了的情况下,同时外需萎缩,国内的增速减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开始在研发创新投入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企业为了生存,加大在研发、创新、设计方面的努力。同时,去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也有了显著上升,去年已经上升到了44.6%。
去年GDP的增速低于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而城镇人均实际增速低于农村。也就是说,GDP增速下来了,但是民生的状况却由过去差距扩大进入到差距开始收敛。
还有就业的变化,十五时期(2001到2005年),每年城镇新增就业是930万人,十一五期间(2006到2010年),城镇年均新增就业是1140万人,去年GDP降到7.8%,城镇新增就业是1266万人,是过去十年就业增加最多的。哪些领域就业下降了呢,制造业,哪些领域就业增加了呢,服务业,中西部,还有一些新兴产业。
就是说,GDP破8以后,经济结构改善了,就业形势不但没有全面恶化,反而出现了改善。这些变化是什么变化?张燕生认为这是经济内在的客观规律变了,我们下一步要巩固、推动、提升这种结构内在变化。
新30年会有什么变化 未来将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
变化一 中国城镇化发展将形成和发展出世界级城市群和领头的国际大都市
中国目前发展比较快的五大城市群,如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广州深圳香港为龙头的大珠三角,环渤海,以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都和重庆为龙头的成渝城市群,其中将可能出现世界级城市群,出现能够跟伦敦和纽约相比美的世界级大都市。首先,这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资源和最优秀的企业来华创业、创新、创意,从而带动世界新兴产业在华同步发展。其次,这将带动中国消费升级。这个变化跟前30年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企业愿意为生产好东西投资,这将是中国未来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再次,城市群发展将带动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低碳社会的发展。
变化二 中国经济开始从简单模仿走向创造性模仿和创新。
全球的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快推进了“走出去”战略,把企业的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资讯中心、人才中心,以及销售中心,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建立在美、日、欧地区,与全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集聚同步发展,然后把这些新技术、新理念、新市场、新要素、新管理引进国内,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在国内完成大规模的开发和运用。它会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带来一个新变化,即中国从低端的制造代工,开始走向服务代工、研发代工;开始从代工走向自主生产、自主创新、自主销售和自主品牌;开始从简单模仿走向创新,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大转变。
变化三 中国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将发生质量和效益的变化。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实现产业结构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现代服务业,是破解产业结构转型瓶颈之关键。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形成以传授技能为中心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并逐步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正规教育与传授技能为主的职业教育并重的双轨制教育体系。由此可见,前30年,我国发展的脊梁骨是农民工,未来的30年我们发展的脊梁骨将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变化为研发工程师和服务专才。前30年,讲得最多的是引资本,后来讲得比较多的是引人才,现在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引技术,下一步我们说得比较多的是引制度,也就是引入能够使知识型、创新型、智力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会发现下一步的发展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制度环境能够跟国际高标准的规范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