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五年前，我还是个天真的“红领巾”，平时酷爱阅读儿童文学刊物，屡屡忘记做回家作业。有次，教语文课的班主任收作业簿时，我稀里糊涂地随手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本子递过去。刚转身要走，却被老师一把拖住，回头一看：糟糕，她手里拿着的分明是一册《儿童时代》！老师稍稍一怔，便含笑道：“你将来应该当作家哦!”顿时，我的胸口一阵鹿跳，仿佛内心深藏的一个秘密突然被点穿。当晚，我做了一个梦——自己真的成了小说家、诗人，作品出现于书店……

　　梦，毕竟是梦，做了好多年都没能变为现实。然而，我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中学到农场，陆续向报刊投寄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还有许多诗歌。由于它们太稚嫩，不是收到“不拟采用”的铅字通知，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并未气馁，反而更加认真地埋头读书，笔耕不止；有时受到讥讽，便振振有词地回答：“英国作家约翰·克里西在发表处女作前，收到过七百四十三封退稿信呢!”

　　正因如此，我在农场待了数年得以顺利考入高校。一天，班长兴冲冲地通知：“下午周谷老要来做学术报告！”当年在复旦大学，师生们习惯称周予同教授为周予老，称周谷城教授为周谷老。周谷老走进教室时，先向大家谈了治学主张，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博大精深”四个字，并说：“‘博大’与‘精深’似乎难以兼顾，其实它们能够有机地结合，而且相辅相成……”这番话，使正在“梦境”中有点彷徨的我悟透西方名谚“条条大道通罗马”之含义，毅然改变初衷，凭借自己兴趣广泛的特点，课余写作由专攻短篇小说、诗歌转向主要撰“散”文。1980年秋，我的处女作《“国际法之父”越狱记》发表了。真是“凡事开头难”，从此我竟“文运亨通”，几乎每月都收到稿费汇单，还在校团委举办的“学生作品展”中名列前茅；而且，在《新民晚报》复刊不久，我的文章便有幸亮相于“夜光杯”，着实让不少同学羡慕。在此基础上，我的文学创作水平也相应有了较快提高。

　　后来，我像做梦似的踏上了文学编辑岗位，并曾主编儿童时代就结缘的《儿童时代》。由于不断努力，我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记得曾与几位作家朋友一起到“纸帐铜瓶室”拜望耄耋之年仍挥笔不辍的郑逸梅先生，我知道郑老广摭博采，著述蔚为大观、雅俗共赏，早年就被誉为报刊“补白大王”；在闲聊中，有人突然揶揄我“应该争取当‘王储’”，自己正惶恐，郑老却幽了一默：“只要你不停步，‘朕’自会考虑！哈哈……”这个玩笑在不经意间提醒我：不能仅止于圆梦，必须接着攀登新的文学山峰。于是，我在闲暇分秒必争地坚持“爬格子”，相继出版了十余本书，还得过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奖和散文奖。

　　去年夏天，我在上海书展签售新著时，不禁又回首往昔，由衷觉得童年那个彩色的梦无比美好！

　　十日谈

　　梦想成真

　　和妻子一直住在集体宿舍，买了新房当然要好好计划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