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琦，1925年生，籍贯上海，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在新四军6师18旅《大众报》排字，1944年起在江淮印钞厂、华中印钞厂、北海印钞厂从事雕刻制版工作。1949年5月，随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接管组参与接管原中央印制厂上海厂（现上海印钞厂）。

　　参与了设计

　　1948年，那是我这一生中最令人激动、年轻又快乐的岁月。当年3月下旬，在山东日照五莲山西北的小山村，时任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的杨秉超召回了还在胶南县红石崖工作的我，向当时印钞厂中掌握雕版印刷技术的仅有两人——我和翟英，下达了与其他解放区印钞厂一同设计并刻制人民币模版的任务，并宣布：经领导研究决定由你们两人先设计一款拾元币。同时他还叮嘱我们：要抓紧时间，要认真细致，总之要快，整个形势发展，要比想象的快得多。同时要严格保密，这次任务是党中央领导作出的决策，由有关领导内部布置的，尚未公开，所以特别要做好保密。我记得，杨局长还说，设计既要有时代精神又要有多样风格。随后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卷起的白纸交给我们，纸上用毛笔写有好几款“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其中一款用红笔勾画出来做范本。事后得知这六个字竟是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董必武同志的墨宝。

　　送走杨局长以后，我们就着手思考拾元人民币的设计草案。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经反复商讨，我们大胆提出采用工人和农民的图案：一手拿枪，一手扛铁锤、锄头。方案提交数日后，杨局长对我们说：经领导研究基本同意你们所报的设计方案，主图选用工人、农民立意很好，歌颂了劳动大众，符合大方向，符合时代精神。如果把工人、农民手中的枪去掉，只拿铁锤、锄头这样就更好啦，更符合大方向。

　　基本方案确定后，我们就进入具体的设计与画稿了。根据领导审定的设计方案，拾元人民币的币面由工人、农民头像的主景图案和币面四周的花边图案及装饰组成。拾元币面的门花和角花装饰由吉祥如意图案组成。每逢新春佳节，一些年画艺术家把“吉祥如意”形象地融合在各种年画中，把一个美丽的春天点缀得生机勃勃，热闹非凡。我们努力地尝试着把这种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意境运用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图案装帧上，表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良好祝愿，让吉祥如意常驻人间，与人民朝夕相处。

　　当了回模特

　　拾元及以后的50元币面均由工人、农民头像的主景图案组成。为了保密起见，领导决定不另请人当模特。由于我是工人出身，翟英是农民出身，领导就让我俩分别担任工人、农民的模特。为此，杨局长（好像还有副局长王志成）请来了一位擅长人物肖像素描的姓李的画家与我们相识，并约定第二天再来。翌日，老李带了画板等工具，单独来到我们住的村屋为我与翟英画像。这原本是杨局长为我们向房东借的一间偏屋，由于山区房子较矮且无窗，室内采光极差，无奈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的露天场地上，让老李写生素描。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背带服，肩扛锤子；翟英戴顶竹斗笠，扛把锄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完全用上了平日出操列队的功夫。每个动作姿势都要反复进行多次。经过数日描绘、修正，一幅身形俱佳的工人、农民肖像绘嘶终于完成了。这年我23岁，翟英24岁。如果画家老李还健在的话，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

　　更是一名雕刻工

　　工人、农民的肖像绘画图案完成后，就要在铜版上制版了。但此时解放山东潍县（即潍坊）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印钞厂的机器物资尚在千里之外的胶东昆嵛山里埋藏着。怎么办？不能等！没有刻针，我们就到洪凝小街（现为五莲县址）买了多种型号的缝衣针，装上木条柄，又向房东老大娘买了一点纳军鞋用的“鞋底线”扎紧。没有刻刀咋办？我买了一柄废旧的“洋伞”钢骨和自行车废旧钢丝，到铁匠铺请老铁匠改制成刻刀毛坯，再请他处理并打磨一下。第二天，我们去取刻刀，经试用刻刀竟十分锋利，基本符合要求。原来，老铁匠当天晚上，利用铁炉内的余温进行了一个晚上的回火处理。

　　我们拿回了自制的刻刀又配上木柄，用步枪的子弹壳将刻刀和木柄固定。后来我俩又到旧货市场去淘旧的三角锉与旧的宽锯条，改制三角刮刀、铲刀。以后我们的同事郭琦良、王静等同志都用这种办法，解决了解放区雕刻制版工具奇缺之苦。

　　就这样用着我们自制的刻刀，经过数月日以继夜的精心雕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套人民币拾元、伍拾元版铮亮的印钞模版终于按时按质完成了。

　　1948年12月1日，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和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了一份布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新的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从此诞生。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共有62种版别，其中1元券2种、5元券4种、10元券4种、20元券7种、50元券7种、100元券10种、200元券5种、500元券6种、1000元券6种、5000元券5种、10000元券4种、50000元券2种。

　　当日，老百姓看到了这全新的统一货币，奔走相告：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

　　回忆与快乐

　　为了严格保密，首套人民币的防伪暗记，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设计者、刻制者和相关领导才知，公众毫不知情：还是为了严格保密，我与首套人民币的渊源，若非1988年我在新四军回忆录《战斗在华中敌后》中第一次披露，当时已结婚三十余载的老伴都一无所知！回忆这段往事，于我而言，作为新中国货币史上重要里程碑的首套人民币，只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珍藏。

　　现在回首当年，条件太艰苦了，但却很充实。如今，我常去曹杨路上的上海印钞厂找老友聚会，十分快乐。我有张珍藏了60余年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币和50元币，就夹在上海市钱币学会编的《人民币图录》一书中。书中提及的人民币工艺革新，我都仔细读过，一一画了红线。

　　从第一套到第五套，人民币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印钞技术的从无到有、由浅入深，我都很关注。在我看来，尽管与人民币诞生最接近的那段时光十分短暂，但我和我的一家从来不曾远离：仅仅作为见证者，已经是件足够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事。

　　摘自2013年第8期《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