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自哥伦比亚的艺术大师费尔南多·博特罗作品展在中华艺术宫举办。本月20日下午，中华艺术宫和新民晚报共同策划举办了一次论坛，邀请博特罗先生、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副馆长李磊以及新民晚报总编辑陈启伟进行了一次艺术对话。学术主持是沈奇岚女士。

　　沈奇岚：每一个大师都是有自己非常精彩独特的人生，博特罗先生人生非常精彩，也非常特别。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您曾经跟我们提到很多Conviction，就是这个艺术信念。你从哪一刻开始就知道了自己一定要走艺术家这个道路，而且形成了艺术信念？

　　博特罗：我14岁开始进行绘画，17岁进行大量的绘画实践，19岁开始有第一次的展览。我觉得这些绘画的表达，在血液里就已经有了。后来我到欧洲进行旅行和艺术探索的时候，被意大利的中世纪以及近代的艺术家深深吸引，包括乔托、皮耶罗·德·弗朗切斯卡。这些非常著名的艺术大师的表达方式，那种绘画的方式，体积感的表达，包括线条感的使用，使得每个物体都闪闪发光，闪耀着神圣的光芒。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应该这样去做艺术的方式。当时就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信念，我就该如此行使艺术这件事。

　　施大畏：因为工作的关系，博特罗先生的展览已看了3遍。他那种对生命的尊重，令我感动。我和他画风不一样，他很快乐，我有点悲怆。他是一种生命的表达，比如博特罗先生画的马戏的系列，有人生哲学的考虑。他画斗牛士，是力量和生死的象征。他画得很快乐，但快乐中有沉重的生命思考。我画了很多的中国历史的故事，也是在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

　　为什么绘画会变成自己的一个信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哲人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就有一种艺术精神。

　　我想博特罗的艺术精神，他代表了民族血液里深厚的艺术情感和执着的艺术追求，我也有自己的那种想表达的东西。这两个不通的语言正好都讲述一个问题——生命。所以我说不管是快乐的还是悲怆的，喜庆的还是有点忧伤的，其实都是人内心思想的表达。

　　陈启伟：看博特罗先生的作品，让我有一种“梦回唐朝”的感觉。若干年之前比较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唐朝的人文绘画，那种丰满，那种充实，那种快乐，也是那个时代的具体的反映。

　　我想从博特罗先生的绘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家在审美意识上的一种觉醒。宋代以后，中国人物画趋向于骨感，就像我们当代很多女性一样热衷减肥。这种对瘦的审美倾向，成了现当代世界性潮流。但是，博特罗先生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给我们很多启发。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到底是追随时代，还是艺术家本身要在时代中有所发现，这个非常重要。

　　从博特罗先生的绘画当中，我们发现，哥伦比亚民族的气息非常浓厚。他已经做到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的都可以成为世界的。博特罗在艺术上坚持民族的特色，为什么能成功地走向了世界？这对中国的艺术走向世界也会有很多新的启发，我想听听他的说法。

　　沈奇岚：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博特罗先生的另辟蹊径，也是经过苦苦坚守的。他曾在纽约10年时间没有卖出过一副画，因为他选择丰满的、快乐的方式，与那个时候欧洲、美国的观念绘画截然不同。他坚持他的初衷，所以非常艰苦。

　　博特罗：在纽约的那些时间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当然的评论界对我的作品非常蔑视而且是充满恶意。当时的风潮，如果你是具象的，或者你是写实的，那你就不要在艺术圈混了。

　　我非常坚信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自己的道路一定是应该这样走的。所以不管外界怎么说，不管外界如何的诱惑，不管外界抽象观念的如何流行，还是坚持自己的画法，整整十年非常艰难，找不到画廊，也卖不出什么画。

　　但是转机是在十年之后发生，一个德国的艺术馆馆长发现我的画，因为我的画里面是有着跟欧洲传统相连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作品的价值被发现了。接下来就在欧洲就获得了很好的展览的机会，人生就开始转变。但是只有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迎来这样的成绩。

　　施大畏：刚才博特罗先生讲的一番话我很感动。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就应该是自己信念的坚守和实践的过程。

　　其实我说人的精神初衷是一样的，那就是人在自然当中，他为了生存，因为面临生死而产生了一种力量。

　　我记得尼采说，为什么希腊人那么喜欢神话故事？因为希腊人感觉到，当他的力量难以改变世界的时候，借助希腊神话当中的力量去给自己一种自信。中国文化跟希腊、欧洲的文化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个表达人的生存、人文的发展，人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活得更精彩。这种坚持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样式。但是不管哪一种样式，核心就是你内心思想表达，内心情感表达，就像博特罗先生对前辈大师的敬佩，对他祖国的热爱。

　　沈奇岚：我忍不住想问博特罗先生，从哥伦比亚国土当中获得的养分是什么？我知道你在欧洲、巴黎生活得很久，在纽约生活很久，但是画的永远是哥伦比亚，这是为什么？

　　博特罗：我深深相信艺术是有一个归属地所在。我在中华艺术宫看到的中国艺术家作品都很中国。我在哥伦比亚长大，生命的前20年是深深沉浸在哥伦比亚的环境中。这种感受之深，与整个艺术生命的沟通。我的作品相当于一个乡愁的重构。每个艺术家有他的根之所在，而这个根在将来的艺术创作中会不断地反射出来。我的一生都在这个根当中获取营养，然后创作了这么多的艺术作品。

　　我在美国生活很多年，在巴黎生活很多年，但是没有画过一幅那儿的画，因为那儿不在我的灵魂当中。我的灵魂，我的血液里全是在哥伦比亚。

　　陈启伟：总体来讲博特罗先生的画给我们很光明、很快乐，感觉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世界是大同的。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整个艺术潮流里面，一个审美一个审丑的问题，很多当代艺术可能在审丑上走得比较远，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大师对艺术的审美、艺术的审丑，他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看法？

　　沈奇岚：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怎样表现世界的残酷性，又给观众带来很大的愉悦感，就谈谈你画的《Abu Ghraib》的那个系列，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同于其他系列的画，画面很残酷，但是很奇怪也令人很愉悦，你是怎么做到的？

　　博特罗：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给观众愉悦。这些是意大利大师都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是艺术家的使命。艺术的愉悦感是艺术家的本份。在所有的艺术史当中，我们可以想像能够留下名字的人都给我们一些巨大愉悦感，包括印象派。但是，我又经常因为这些世界不公正而震惊到，比如说哥伦比亚有过的独裁者，比如说美军狱囚的事情，是当初萨达姆虐待囚犯的地方，以及有两年时间一直在画哥伦比亚暴力事件。因为作为个人我必须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正进行回应，这样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也作为个人，完成我的使命。

　　施大畏：博特罗先生给你一种快乐，快乐里边有一种苦涩、调侃。这些作品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同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风格不重要，具象也罢，抽象也罢、表象也罢，最重要的是你能把情感放的多重，别人就反馈给你的信息就有多大。

　　沈奇岚：博特罗说20世纪当代艺术史其实是视觉上的灾难史。我特别想知道博特罗先生对20世纪当代艺术这一块的看法。因为你也从中世纪一直研究到现在，你觉得当代艺术有什么问题？

　　博特罗：观念艺术其实跟戏剧、歌剧相关的，但是目前好像绘画已经被非绘画的东西所代替了，譬如影像之类。创造美这件事情好像在这个时代不是那么被看重，而是更加追求娱乐，更加追求震惊的效果。艺术还是要有升华的作用，但现在的潮流让大家觉得一旦一个东西跟美相关了、漂亮了，就很可疑，这还是艺术吗？这是当代艺术的问题。大家应该来创造美，创造艺术，创造美好的东西。

　　李磊：美是人类心灵当中的一种特质，人会不自觉的去追求一种东西，让心灵感动的事和物都会呈现出美的特质。

　　博特罗先生，我非常地感动，他说艺术是让人升华的东西。

　　艺术家做什么？他把自己的感受通过他的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精神的境界，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升华，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对于艺术的判断我觉得这要很清晰。为什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会模糊。艺术可以是无边的，其实艺术并不是无边的，艺术有它特定的功能。我们不管是读诗也好，读小说也好，历史上留给我们文化的财富都有这种让人精神可以升华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们也特别需要这种因素。

　　现在来中华艺术宫参观的人非常多，2015年就达到286万的观众。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来看了以后，不要把博特罗的作品当成一个娱乐，胖啊、开心啊、好玩啊，不是这样的。其实他的作品背后有非常强的人文关怀和人的精神交往，正如施大畏说的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