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根据1932年上海半淞园的一张合影，讲述丁玲与冯达在被捕前的一段短暂而安宁的生活。

　　丁玲一生有过三个爱人，其中，胡也频和陈明广为人知，而冯达则鲜为人知。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个丈夫，他在丁玲“寂寞孤凄的时候”，静静地走进了她的生活。他自己没有多少光和热，但是他的感情却给了丁玲极大的光和热，丁玲在与冯达一起生活的一年多里，在上海左翼文学事业中干得轰轰烈烈。

　　1933年5月14日，冯达因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暴露了秘密住处，连累丁玲一同被捕，押赴南京。同年11月又把他们押往浙江莫干山。在寒冷阴森失去自由的环境中，丁玲感到冯达是他唯一的亲人，与他孕育了女儿蒋祖慧。第二年春天，冯达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工作，丁玲认为冯达太软弱，坚决与他划清界限。1936年秋天，丁玲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苏区。

　　全国解放前夕，冯达去了台湾。1990年去世。

　　1933年5月14日，假如国民党特务没有绑架丁玲，那么这张合影应该是一段温馨的记忆。

　　在上海半淞园湖边，28岁的丁玲和24岁的冯达，坐在濒临水面的一段枯木(或岩石）上。前面是波平如镜的湖水，背后是茂盛参天的香樟树。丁玲短发，身着浅色连衣裙，脚穿半高跟系带白皮鞋，白色长筒袜，左手轻抚冯达的右膝，秀气的脸庞，表情平静而沉稳。冯达理着分头，身着白色西装，扎蝴蝶结领带，穿黑皮鞋，白线袜，棱角分明的脸庞显出广东小伙的特征。他右手不自然地搭在丁玲的右肩上，眼神显得有些腼腆。

　　照片为竖六寸，边缘不整齐，画面很大，人很小。乍看，人像坐在水中，湖水中还清晰地倒映着两人的影像以及背后一棵参天大树。

　　笔者推测，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932年初夏。

　　他用一种不温不火的平稳的生活态度帮助丁玲，两人渐渐走到一起

　　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强忍悲痛，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努力用写作振奋精神。不久，她参加左联的各种活动，主编《北斗》，然而内心的孤独寂寞却无法排遣。

　　丁玲最敬重的雪峰给她出主意：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人照顾你，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不久，雪峰把冯达介绍给丁玲。1931年5月，丁玲第一次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就见过冯达，那时冯达给史沫特莱做翻译。

　　冯达原是上海豫园照相馆的一名伙计，因为英语说得好，为人厚道，史沫特莱调他做翻译兼秘书。冯达现在是左翼社会科学联盟成员，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辞去了工资待遇优厚的工作，在中共党中央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领15元生活费。

　　丁玲晚年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冯达：“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那时丁玲住在环龙路，冯达搬到她住的后楼亭子间。他用一种不温不火的平稳的生活态度帮助丁玲，两人渐渐走到一起。1931年11月，他们一同搬出环龙路，住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家住三楼，他们住二楼，和楼下的一家搭伙吃饭，共请一个阿姨。

　　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性情温和的伴侣，丁玲的创作和工作出现了新的高潮。她在和冯达同居的一年多里，创作了描写多省大水灾的中篇小说《水》和长篇小说《母亲》第一部，还写了《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法网》《某夜》《消息》《奔》等短篇小说，以及多篇散文、随笔，主编《北斗》，到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演讲。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天，接替钱杏邨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充实的生活，自然也使丁玲心情愉悦。于是我们看到这张丁玲与冯达的合影。笔者认为冯达很重视这次合影，因此着装整齐。他因为在照相馆工作过，所以对选景和拍照都很在行。

　　关于这张照片的摄影技术，笔者请教了新华社摄影记者。他们认为，在上个世纪30年代，能拍出这么清晰有层次感的照片，应该是照相馆里用的那种架在三角架上的大相机。摄影师蒙着布，手里捏着一个快门按钮。笔者询问有没有可能自拍？回答决无可能。这种隔水拍照，只能由第三人完成。

　　笔者推测，这张照片是冯达请豫园照相馆的同行拍摄的。他没有按照照相馆的程序洗印修版装饰，因而只留下一张毛边照片。这张照片已经尘封了80多年。我看到这张照片也已经整整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