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就是一个中西合璧、古今相通、雅俗共存、包罗万象的“海”。但是，如果追问一下，这个闻名遐迩的“上海”为什么叫“上海”？对于这个问题，我披阅了不少上海史著述，感觉云里雾里、语焉不详，尽管随着“上海热”的升温，各种有关上海主题的出版物叠床架屋，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谜团。本着对“上海”得名来由的浓厚兴趣，我要对上海地方的历史，从民俗学、地名学的视角做一番探索与追寻。

　　1.北宋设立“上海务”

　　正如一句西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今天的上海也不是一天造就的。1840年鸦片战争，世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依托他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被迫开埠、设立租界。然而，谁能否认，要是没有上海已存的传统文化根基，要是没有中国各地，特别是苏南、浙北深厚的经济文化积累，要是没有成百上千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南北移民的多年来的辛勤劳动，上海今天的繁荣也是难以发生的。

　　人们常说上海开埠之前是个“小渔村”，这个说法流传颇广，假设这个命题成立，那么证据在哪里呢？据我读到的历史资料，怎么也得不出这个结论。相反，我读到的史料，从1843年上溯八百年前的宋代，北宋朝廷在上海就设立了“上海务”这个榷酤机构，就是朝廷在上海设立的征收酒税的办事机构。我查对了《宋会要辑稿》，该书“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载：

　　秀州，旧在城及青龙、华亭、魏塘、大盈、徐沙、石门、牛进、海盐、上海、赵屯、泖口、嵩子、广成、州钱、崇德、汉盘十七务，岁十万四千九百五十二贯。熙宁十年，祖额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九贯七十三文，买檏一万五千八十一贯六百文。

　　《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应该是可信的。上述引文记载了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的官方文书的实录。那时“上海务”的征收酒税的业绩已经进入秀州（今嘉兴）等十七个“务”的前列， “上海务”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位于吴淞江下游的一条支流“上海浦”西岸。而吴淞江下游有“上海浦”和“下海浦”，也是北宋水利专家郏亶《水利书》的确切记载：“吴淞江南岸有大浦十八条，其中有上海浦、下海浦。”“上海”作为一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宋代文献中。相反，目前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开埠之前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从《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九·酒曲杂录》记录的宋代天圣元年以前的上海务税收收入额看，已经名列秀州十七个酒务之前十名。北宋酒务的设置一般都在商业发达地区。可见“上海务”建立初始，完全可能是处于比较成熟的、从事农业生产、航运、盐业、农业、酤酿等手工业的工商文明时代。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1962年6月21日在《文汇报》发表《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他认为：“从聚落的最初形成到发展到够资格设置酒务，又当有一段不太短的过程，因此，上海聚落的最初形成亦即上海之得名，估计至迟当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第十世纪。”

　　这个聚落之所以得名上海，是因为它位于松江（吴淞江）下游一条支流上海浦的岸边。谭其骧教授的深刻洞见，撇清了上海得名与建镇年代的诸多谜团，他的见解是很深刻的。顺便说一句，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求学时，那时文史哲各系大教授的课，我都去听，也曾有幸聆听过谭先生的讲座，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已经在一家媒体工作，为创办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事，曾专程到坐落在淮海中路上的顾廷龙先生、谭其骧先生寓所拜访（顾先生家离谭先生家不远），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两位先生的音容笑貌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们的睿智和温情永留我的心间。

　　还是说到“上海务”，到宋神宗宋熙宁十年（1077年），因其紧靠上海浦，滨江临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人气很旺，交易繁忙，税收大增，在十七个酒务中排名靠前。这就为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上海建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