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日闲逛古玩城，买了一本《中国票证大全》，集里收藏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省市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肥皂票等票证，种数竟达五、六十种。再次见到久违的票证，这些方寸纸片中曾经容藏着太多的心酸与无奈，勾起了我五味杂陈的时代记忆。 那时的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有粮票、油票、糖票、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等。穿的有布票、絮棉票等。用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线票、煤球卡等。还有一些特殊商品的购买证：手表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冰箱票、电视机票等。五花八门的票证，基本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购粮证的地位仅次于户口簿。去粮店买米，除了带好钞票、粮票，还要带购粮证，每人每月的粮食是定量的，大米每人每月五斤，其余都吃籼米和面粉，买一笔、记一笔，绝不会漏。凡是买和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粮票，去大饼摊买只大饼、买根油条，去食品店买只糖糕、买根脆麻花，没有粮票也是不行的。婴儿吃的奶糕更是要户口簿购买的。上海粮票到外地是不能用的，外地粮票在上海同样也不能用，上海人到外地出差，需要开了单位证明去粮管所按实际口粮兑换全国粮票。没有全国粮票，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人家也不会卖饭给你吃。

　　买肉也是要肉票的，菜场的肉摊上天天排着长长的队伍。母亲偶尔也会让我去买肉。排队卖肉的人都希望自己买到的肉肥一点的，少点精肉与骨头。看着营业员手起刀落的瞬间，我那期盼的眼神近乎于哀求了。母亲关照我多买点肥肉是因为肥肉可熬猪油，弥补炒菜豆油的不足。可不少时候，卖肉的营业员，欺负我不懂，买到的肉不是筋筋拉拉的就是裹着大块骨头的，我心里很是不爽又敢怒不敢言，怕营业员短斤缺两。我暗自思忖着，哪天等我中学毕业了，一定要去菜场当个卖肉的营业员，看着肉摊下一张张期盼的脸，我该多满足啊。

　　票证，演绎着特殊岁月里的辛甜苦辣。

　　母亲时常把父亲的烟票与农村妇女换成鸡蛋。父亲只好买八分一包，不要烟票的“生产牌”香烟抽，呛得全家人咳嗽不已。无奈，父亲只好在家自制香烟，他不知从哪弄来一只木制的卷烟器，买来卷烟纸和烟丝，在家卷起了一根根香烟。我觉得好玩，便在一旁帮父亲卷出的香烟粘浆糊，直到也能动手卷香烟。父亲看我动作熟练，卷出的香烟均匀紧致，他干脆打牌去了。有一段时间，我放学的回家作业竟是帮父亲卷制香烟。

　　油票，每人每月只配给四两油。哥去了崇明农场，家剩五人，一个月只有二斤油。母亲炒菜倒油时，手时常是抖的，不小心倒多了，还要从锅里舀起点油。她惜油如命。有次，她让我炒青菜，我趁机多倒了点油。母亲一双筷子打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眼泪汪汪不敢吱声。油的确是倒多了。母亲怕我如此倒油炒菜，恐怕月底无油可倒了。

　　我家对门就是煤球店，买煤球买煤饼也是定量供应的，用煤同样是紧巴巴的。有时仗着与煤球店营业员的熟悉，可真正要她多卖几斤煤球，她也是铁面无私的，坚决拒绝，她说多卖给你一家，四周邻居知道了怎么办？她干脆一家也不多卖，暗地里她却想着法子帮邻居。“今朝煤球好，经烧，大家快点来买。”她振臂一呼，四周近邻拎着大桶的、端着畚箕的、抬着箩筐的，在煤球店门口排了长队。

　　粮票一度是有价之物。1976年我到农场，偶有多余的粮票也会拿到前桥镇上，以一角六分至一角八分一斤的价钿卖给当地的农民。月十八元的工资，几十斤粮票卖掉也近乎于自己半个月的工资，用卖粮票的钱在镇上酒足饭饱一顿是少不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粮票不紧张了，弄堂里的人拿着多余的粮票与拎着篮子、背着网兜的农村妇女换鸡蛋、换钢精锅……

　　看着这些离我远去的老票证，走过这样的蹉跎岁月，一段漫长的历史记载，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