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穿着中山装拎着帆布包，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从上海抵达深圳。当进入罗湖海关时，港英海关警员以鄙视、冷漠的眼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用夹着港式英语的广东话对我提问。双方比划了很久，还是搞不清什么意思。因我听不懂广东话，而警员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消说上海话了。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出门不敢问路，更不敢上街购物。呆了好几个月，找到一份跟车送货的差事。我口袋里揣着向人达意的小纸本和笔，有时也硬着头皮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与港人交流，可仿如鸡鸭对话。那时，一些邻居和同事称呼我为“大陆仔”，“大乡里”（乡下佬）。后来，内地改革开放日盛，因我会讲上海话，被公司老板派往上海拓展商贸。

　　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越来越多的港人来沪经商、旅游。一下子，我这个“大陆仔”吃香了起来。每次回港，总有一大帮人主动约我，要我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我还成了同事们公认的普通话老师。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上海的亲朋好友也迫不及待地来到香港，参观游览金紫荆广场、海洋公园、浅水湾、铜锣湾……这时，我成了他们的导游兼翻译。沪港两地有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进取好学。如今，上海开设了不少粤语学习班，香港也一样，普通话进修学校（培训机构）如同雨后春笋遍布港九。金领、白领、蓝领等各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国语、沪语的培训。普通话成了香港大、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则写明：“某某职位，往内地工作，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懂上海话者优先。”

　　一次，我在上海的淮海路上购物，突然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侬好呀！Ｊａｍｅｓ，阿拉是上海人了！”我回头一看，以前叫我“大陆仔”的老同事Ｅｒｉｃ竟在我身旁。“咦？侬哪能会讲上海闲话咯？”他指指身边一位抱小孩的少妇：“是伊教我咯。”我笑道：“噢！怪不得侬迪个‘阿香’拖到四十几岁才结婚，目的是想讨个上海老婆。”“嘻嘻……”Ｅｒｉｃ笑得很得意。临别时，他还邀我去他在莘庄购置的新房白相。

　　斗转星移，光阴如梭。我二十八年往返于沪港两地的经历，印证了沪港情谊，沪港两地就如祖国母亲生的一对兄弟，难舍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