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曾指出香港的强项是航运、金融和贸易，又说这些优势不可能被内地城市替代。要明了此话深义，我们必须做功课，尤其要认识香港在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扮演的角色。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香港的命运已绑上了内地发展的战车，但香港首先必须对内地的发展有用。已往的经验是，香港对内地的制度现代化和组织现代化有用。

　　具体的制度的作用是香港人走进内地，然后从下而上发生影响的。最早的例子是香港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合作，由港人投资酒店、公路、电厂。大家签合同，由港人经营一段时期，例如二十年，然后交给当地政府，公路及电厂又列明回报率。此制度令内地的基建可以立即上马，和此制度大同小异的做法令内地迅速工业化，至少在改革开放初十五年，港人在内地的制度现代化上有功。到了内地于1993年制订《公司法》，跨国公司争相进入内地，港人的制度影响力才告一阶段。

　　但接棒而起的是香港在内地组织现代化上的作用，这靠内地企业走到香港上市。国企于1982年开始改革，试过承包制、厂长经理责任制等都不见有效，最后实行股份制，也难起市场监督企业的作用，因国有股始终占大。到了赴香港上市，必须受香港有关法规的监督，才逐渐和现代公司法接轨，组织现代化才打开缺口。到了近年内企上市速度加快，香港的影响才日见彰显。

　　160多年来，香港已在西风欧雨、早期工业化及生活方式现代化中脱胎换骨，香港对大陆的可能贡献也只能是令大陆脱胎换骨。一个现代化的祖国大陆，才是香港命脉之所系。（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