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香港电影的人都熟悉警察抓人时的一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这种“勿谓言之不预也”的告知在香港比比皆是，似乎时时刻刻都在为上法庭做准备。

　　“不许XXXX”的告示后面，一定有一句“违者将被检控”;大学新生一入学，先人手一份关于抄袭的小册子，再组织学习抄袭的严重后果;学生交作业或论文前，必须先签字画押，确认已知抄袭将被重罚，以避免日后以身试法者以“不了解”为由跟学校打官司。

　　根据基本法，司法独立在香港得到保障，法院判案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公共或私人机关干预，审判公开。每个工作日下午6时以后，司法机构网站会发布次日各级各类法院将审理案件的通告，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案子，条件只有一个，如有迟到早退，必须向法官一鞠躬。

　　香港律师费用之高世人皆知，但穷人也不必担心打不起官司。像这样严重的刑事案件，自有法律援助署、律师公会、大律师公会为其提供代理律师。被告的律师虽然是“公派免费”，仍十分卖力地为自己的当事人洗脱罪名。

　　人们很难想象，就在几十年前，贪污还是香港警队的痼疾。改变这一切的是1974年问世的廉政公署。曾经听过廉署的“普法”讲座，印象最深的是一起涉案金额只有2港元的“恭喜发财案”。话说廉署刚成立时，接到一起举报，过年了，一名邮差送信时说了一句恭喜发财，菲佣给了他2港元的红包。女主人听闻立即将邮差举报。邮差被送上法庭，控辩双方为是否属于索贿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控方律师问证人菲佣，如果他不是邮差，你还会给红包吗？菲佣想了想，答案是否定的。法官据此判定邮差属于贪污，罪名成立。

　　有“恭喜发财”的前车之鉴，香港的公职人员小心得像奥运会上的运动员，不是自己的水不喝，不是自己的饭不吃。回归十周年前夕，我参加内地记者团重返香港采访，每天中午记者回酒店吃饭休息，无论怎么盛情相邀，陪同的特区政府新闻处职员都坚辞不就。自己找地方吃完饭，那位秀外慧中的女士就静静地坐在酒店大堂等候。

　　公务人员如此，商业机构职员也不例外，因为廉署打击的是一切“利用不正当的手法谋取的个人私利”，包括公营和私营机构。记者团到迪斯尼乐园采访，烈日下记者和陪同的迪斯尼员工都热得汗流浃背。内地记者纷纷买水喝，自然给说得唇焦舌敝的导游也买一份。没想到这些刚工作的年轻人警惕性也像刘翔一样高，坚决不给廉署以可乘之机。

　　法律就像游戏规则，在一个游戏规则被严格执行的社会里，政府做什么呢？曾有内地记者就香港交通问题采访过相关政府部门，问及如何管理公交公司，对方一头雾水：“他们都是注册公司，自有公司法和董事会管，我们管他们做什么？”

　　不管并非没事做，政府做的是真正公仆工作——提供服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填海之类的。现在迪斯尼公园所在地，就是港府填海造的地。

　　什么是香港精神？现任特首曾荫权曾经总结为勤奋拼搏、敬业乐业、灵活应变、自强不息。

　　这里英雄不问出处。除了上海来的所谓名门望族，富可敌一小国的李嘉诚、霍英东发家不过几十年;40多年前，特首曾荫权是推销员，律政司长黄仁龙是小贩之子，周润发是南丫岛土著，刘德华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能在跑马地买楼。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敬业乐业是逼出来的，在这个港人自嘲“鸟不生蛋”的石头岛上，不这样又如何呢？一不小心，成了精神，成了习惯。

　　在港大学习的时候，和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慢慢熟识，得知她老公有一份收入不错的生意后，讶异她还要每天倒三次车来做这样一份工。她却说，因为没读多少书，移民来港后做不了别的。儿子已经到英国读书，多一个人工作总是好的，积谷防饥。

　　平时阿姨做清洁时总是一身短打，一次在宿舍外遇到她下班，简直认不出来了：米色风衣配古琦包包，包包是真货！

　　和内地一样，医生在香港是“香饽饽”。有人在批评某些内地医务人员的恶劣作风时，常引龙应台笔下在香港看牙的经历作对比。其实，龙应台写的就是香港大学的牙科诊所，我也曾在那里享受过“上帝”级的服务并受宠若惊。医生和护士每做一个动作前，必先告知你可能的感受并根据你的反应即时调整，那贴心的话语，那温柔的动作，简直让人心醉神迷。

　　要命的是，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总觉得不论公立私立，香港医务人员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圣洁微笑。而内地，公家医院收钱比香港还多，爱笑的医生却比医术高的医生还稀缺。

　　不可否认，香港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仍然看好香港人，看好香港精神。特首曾荫权回归前夕深情寄语港人：“香港在地图上只是细小得毫不显眼的城市，但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城市。我相信未来十年，香港可以做得更好，因为香港始终有你。”   东方瞭望周刊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