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是能力经济，每个人的能力不尽相同，贫富差距势所难免；每个人的生命潮涨潮落，生活无常相伴而来。因此，现代国家无不设置社会保障安全阀，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实现。李光耀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积极鼓励人们向政府索取津贴，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导致国家福利费用过度增加”，更导致了“卓越者停止发愤图强”。新加坡的社会保障政策的重点不能放在施舍恩赐的爱心上，而应放在打造一个“促使人民力争上游”的机制上。

　　以就业立保障。就业不仅是促人奋进的基本途径，还是社会保障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在一个失业者远远多于就业者的国家是很难建立起广为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由于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就业也就表现为一个失业与就业周而复始的过程。因此，新加坡采取了“滚动铁饭碗”的就业政策。即：以充分就业为宗旨，对因产业结构变化而下岗的职工实行有组织的再培训、再就业，以新工种换旧工种，实行“新饭碗”换“旧饭碗”的衔接体制，保证绝大多数下岗人员重新就业的机会，不是砸“碗”，而是换个“碗”吃饭。这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对整个国家的下岗人员进行重新组合，使富余人员不是简单地被推向社会，而是采用政策手段，强制培训分配上岗。因此，新加坡劳动力素质一直与产业的升级换代保持同步关系，失业率长期维持在3％左右的低水平上。当然，李光耀也承认，“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新加坡政府“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以业绩享保障。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包括养老、购房、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规定每一个在职人员每月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的薪金储蓄起来，政府部门或企业也按照在职人员大体相同比例的薪金的数额，存入在职人员的名下。这两笔金额加在一起就作为在职人员的公积金。公积金按其使用范围分为普通户头（30％）、特别户头（4％）和医疗保健户头（6％）三种。普通户头可用于购买住房、保险、教育等；特别户头只供养老储蓄用，退休后才能按月支取；医药保健户头用于支付看病住院的费用。公积金的多寡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的高低。如果个人积存的公积金过少，就无法满足自己养老、购房和医疗的要求；反之，个人积存的公积金越多，就能享受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例如，新加坡自1964年开始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房屋类型从低到高分三房式、四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公积金愈多，购买的类型就愈高。这就促使职工更加努力地工作，既要保住现有的岗位，还要争取更高的职务和收入，积累更多的公积金储蓄，享受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新加坡注重保护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不随便占有人们艰苦奋斗得来的合法劳动成果。政府一直降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率，到1996年，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只占税收总额的一半，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占四分之三。新加坡早就由重点征收所得税转向征收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率由1965年的55％降至1996年的28％，公司所得税率由40％降至26％。新加坡不征收资本收益税。遗产税率也从原来最高的60％锐减到5%至10％。一个人的公积金一生没有用完，死后完全按其生前遗嘱来分配。

　　新加坡的这些做法启示我们，第一，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恰巧被国内学界许多人所忽视。一些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取消户籍制度，城乡居民马上就可以享受到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待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村广大农民处于公开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造成中国劳动力就业率不高，无法提供足够或较高的社会保障资金。劳动创造财富，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失业率高，没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怎能去构筑社会保障的大厦？生之者少，食之者众，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增加生之者，减少食之者，万不可再搞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要体现中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优良文化传统，一定要体现中国“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基本精神，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树立自己养自己，不给后代添负担的良好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