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印章艺术源远流长，到了明代中叶由于石材的引进和广泛应用，印章从工匠刻制过渡到了文人篆刻的崭新时期。作为印章的承传主体的铜印也随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

　　明末以来，士大夫们皆以耽玩篆刻小技为乐，从一般的把玩古物到自己分朱布白，其间趣味盎然。印家各逞所长，在印材上多动脑筋，如切玉家江皓臣，刻竹印的杨褒、潘西凤，紫砂印的顾昕等。据明代张灏《承清馆印谱》中所录22位印人作品来看，有16人80多件铜印作品。由此可见明清印人多善治铜，同时也表明在石材广泛应用时期，还有很多印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以铜为载体的创作。如明末清初印人汪关刻“张炳樊印”、苏宣的“张长君”、“张灏之印”、吴良止的“采真堂印”等。他们从过去委托工匠刊刻到亲自设计、亲手操觚。这些印多系铸造成型后又经修饰，故线条平和中寓方劲，堪称精品，在流派篆刻发展的长卷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刻铜印人又以皖人为多，从清初至清中期，最有影响的当属安徽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

　　笔者曾收藏一方铜印，黄铜质。印面为直式长方形，提梁花钮，尺寸1.9×3.1×3.1厘米，朱文“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语出诸葛亮《诫子书》，字口深达0.15cm，笔画金石味颇浓。边款三行，行二字：“诸葛寅安篆。”笔意神韵俱佳，十分难得(如图)。

　　根据已故皖籍版本目录学家刘慎旃先生介绍：“诸葛氏铜印世家，当时并不受重视，视同工师之流而非文人之作。因此，见于典籍资料甚少……”

　　诸葛氏以善刻铜印名天下，表面上看他们重操刻铜之业是追溯古法，探求前人遗则，其实也可能是重起炉灶，重新探索；其次“工整秀丽，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通过铜都能精准地表达出来，这便是最关键的地方——印章本身的艺术水平所决定的。他们除了在创作上追求汉人遗韵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有揉铜为泥的精湛技艺。在印章的制作，钮饰上也极尽巧工之能事，精铸细雕。“炼铜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所以件件都是精品，因而才能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完成了从工匠到艺术家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