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4日，李光耀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令人意外的讲话，他十分严肃地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生如果要让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聪明有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去选择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智商较低的女性为妻。此言一出，风起云涌，人民行动党在次年选举中的得票率骤然下降12％。

　　李光耀发表这番言论的起因，是一份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因为与她们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迎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男人都想要个文化程度低于他们的妻子，以保持那种居高临下的男子优越心理。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放任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现象，李光耀觉得后果不堪设想。他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许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成果：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家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性格、好恶等个人特征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性格、习惯的形成，80％来自先天的遗传，20％才取决于后天的培育。孩子的能力多数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迎娶文化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创造让孩子能够上大学的条件。李光耀为此疾呼他们要迎娶高等学历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李光耀的观点既让大学毕业的女性不舒服，更让非大学毕业的女性不满意。一位具有高等学历的女性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光辉未来再生育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对我的莫大侮辱。”非大学毕业的女性，加上她们的父母，责怪李光耀劝阻男性大学生跟她们成婚，抨击他是精英主义者。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舆论批评，李光耀毫不退却。他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10％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受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诸于世。这些数字表明：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习成绩优秀与否的关键。

　　西方媒体借着这场婚嫁大辩论而兴风作浪，他们讽刺李光耀既无知，又落伍。但也有个别学者站出来支持他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在1989年5月份的《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要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对于这个严峻的话题，人们往往都避而不谈，只有李光耀敢于公开评论，而现代政治领袖中没有几个人有此胆量。”

　　自1983年挑起婚嫁大辩论之后，李光耀定期公开以全国会考成绩最优秀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渐渐地接受了李光耀的论断：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到了1997年，63％的男大学毕业生迎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提高了26个百分点，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告别了单身。

　　跟随婚嫁之后的便是生育问题。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数字报告还显示，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少，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却生育多。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妇女平均生育2．3个，没有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4．4个。一般来说，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1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高的群体却连正常替代的水平都达不到。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新加坡政府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要生育3个或3个以上子女，做到这一点的可享受特别所得税优惠待遇，并规定他们的子女享有优先进入重点学校的权利。与此同时，鼓励文化水平低的妇女减少或保持国家规定的生育数，规定这类妇女若不到30岁就生了1－2个孩子，用颁发绝育奖的办法鼓励她们做绝育手术。如果以后发现她们又生了孩子，不但要向她们索回过去给的奖金，还要另加10％的复利年息。

　　对于李光耀学历相当的婚姻观和高知多生的优生观，人们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但令人感佩的是，他这种不怕丢失选票、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在当今作秀成风的世界政坛上实属凤毛麟角。与其博得一些廉价浅薄的掌声，还不如在无知叫骂中做些造福于民众长远利益的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