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波的门诊,半天30个预约号,一加再加,仍挡不住各地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要求加号的请求。一次门诊,常常要接诊70位肿瘤病人。
戴波之所以受患者追捧,不仅因为他作为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要骨干,诊治泌尿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疗效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水平,还在于他习惯站在病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让病人对各种治疗方案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分析利弊,给出建议。除了治疗手段,他还考虑病人的实际情况,比如病人的经济条件,病人有无伴侣,有无子女,身体承受能力等等。他说医生要替病人尽可能考虑周全。
这是一位心怀慈悲与爱的仁心医者,内心清朗,童颜明眸,声音淳厚,浑身充满着阳光的味道。18年的从医生涯,戴波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让病人信服之前,就要足够专业,还要有真正为病人考虑的仁爱之心。病人往往不具备医学知识,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会给出方案,然后提出带有倾向性的建议。医生如果只为了推卸责任,不敢给病人倾向性建议,就永远无法取得病人的信任。病人需要中肯的建议,但往往难以在众多的方案中做选择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医生,帮助他做适合他的选择。”
暑去冬来,流年依旧,只是散去了曾经。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到23年前,戴波选择从医时,或许没有想到医生这份职业的辛苦与压力。
1978年,戴波出生在江苏。1995年,青春年少的他想着医生是个崇高的职业,就业前景也好,便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我是男生,毕业后分到肿瘤医院腹部外科,后来分亚专科时进入泌尿外科,我算是如愿以偿。”
在任何国家,医生都是辛苦的职业。尽管辛苦,戴波不悔。他想让更多的肿瘤病人经自己亲手治愈。轻拥着这份执念,付出不减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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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波还记得自己第一刀是个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前列腺不是很大,但真的自己第一次动刀,还是非常紧张。做了半个小时,汗水把后脊梁的衣服全湿透了,稍有不到位,老师一指出,就更慌了,老想着重做这个动作。做完这台手术,才觉得作为医生可以独立承担责任了,这是任何一个手术医生都必须走的路。”
第一次做肾囊肿的腔镜手术,没想到患者术后发生了尿漏。戴波仔细回看录像,发现超声刀前端产生的热量损伤到器官。从此之后,他每做完一例手术都在脑子里来回复盘,周末重看手术录像,这样的习惯,他保持至今。“我喜欢看自己手术的每个环节,有无纰漏,有无可以处理得更完美的细节。再成熟的手法还是有可以提高的地方。”
光阴易逝。手术台上,戴波常常有惊心动魄的时刻。一例肾癌病人,腔镜手术,手术大半进程都很顺利,肾脏肿瘤已经游离,却突然出血。“腔镜手术与开放手术是不一样的,助手只能帮忙看着镜子,一旦出血只能靠我自己。这种手术难度在于处理肾蒂血管。动静脉阻断,一般可以先阻断血管再游离,但是这个病人的肿瘤比较大,且压迫肾门,只能先游离,游离也很顺利,最后断血管的时候,出现下腔静脉损伤,屏幕上突然看到出血,心里着急,不过,我并不慌乱,先用钳子压住血管,看一下损伤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他判断的是,是否需要转为开放手术,后来发现局面可以控制,于是在腹腔又打了一个孔,让助手压住出血处,自己腾出手来继续操作,结果有惊无险,病人获救。
手术医生都要经过这些血的洗礼,处理过许多不可控的情况,医术才得以精进。戴波说:“一个疾病,从开始治疗到最后转危为安,是需要很多环节的,某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酿成大错,之后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造成崩溃。医生多一份谨慎,病人就多一道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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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老教授,十年前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只是怀疑骨转移,没做深入细致的检查,便放弃了积极的治疗方案,七八年后疾病发展,尿路梗阻。戴波帮老教授梳理病史,发现当初并不是骨转移,完全可以根治,却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幸好现在经戴波尿道电切的补救,病情得以控制。
戴波常以老教授为例,告诉患者及其家属不必把肿瘤看成恶魔。“现在大多数肿瘤是慢性病,带瘤生存,积极随访,自我管理,是许多肿瘤治疗的趋势。”他说,“医学发展太快了,尤其是肿瘤学发展更快,很多理论一两年就会被推翻。除了手术上的进步,各大药厂的药物研制速度日新月异,这都给肿瘤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放弃不该放弃的是遗憾,不放弃不该放弃的是执着,戴波想通过医学的进步和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患者战胜肿瘤。
在与肿瘤交战时,戴波认为,对不同阶段的肿瘤,需要采取不同的战术——早期病人最重要的是手术,那是一个歼灭战,集中力量解决掉病魔;晚期病人就要打持久战,手术只占整个治疗过程的30%左右,药物治疗、放疗、营养支持治疗都很重要。有些病人通过一二个疗程治疗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过一段时间会反复,又要来一波新的治疗,真的是一场持久战。
近年来,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急剧上升,但生存率不足欧美国家的1/3。对此,戴波积极推广国人前列腺癌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策略。在早期诊断上,针对国人肿瘤发现时分期偏晚的特点,建立个体化的前列腺穿刺活检策略,在提高诊断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活检风险和并发症,使得中国前列腺癌患者的早期诊断率从30%提高到50%以上。针对晚期前列腺癌患者预后较差这一特点,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因人而异地制定多学科综合治疗最佳方案。在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治疗并发症的发生,使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3年生存率从33%提高到41%。
在戴波看来,不管是中国的临床指南还是世界的临床指南,每一种方法都是循证医学支持的,但是临床实践跟发表的论文是两码事。“即使在美国,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参加临床试验的,一定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病人才能入组参加临床研究。但是,这种标准化的个体在日常临床实践中只有20%左右,这就要求医生根据每个病人的实际状况选择最佳治疗方式,这就是个体化治疗。指南要好好读,对病情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但是再权威的指南都不必迷信。”
戴波治疗过一位80岁的病人,按照指南是不会推荐做手术了,但是这位病人身体状况很好,肿瘤也是早期,局部症状压迫尿道,影响到他的生活。“这个时候,医生只要敢于承担一点风险,通过手术便可以治愈,能够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除了技术,这还需要病人理解,愿意和医生共同承担风险。”
为了让患者了解正确的治疗信息,戴波会定期上网发布科普文章,还打算下基层进行前列腺癌的筛查,对社区医生进行宣教,科室的公益性前列腺康复沙龙也已经坚持了七八年,沙龙专家不仅有外科医生,有康复保健科医生,还有心理疏导医生。戴波说:“过去只看生存率,现在还要关注患者的功能康复,重视人的生活质量。还有,心理疏导对家属也很重要,家里有一个人得病,家属也陷入低谷,同样需要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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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医生,有诸多辛苦,苦多了,亦有甘来。戴波坦言,做医生的幸福感来自病人。“有位年轻的睾丸肿瘤病人,在苏北老家,听医生诊断说活不成了,淋巴结广泛转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我。我给他先做了原发灶的切除,然后化疗,最后做腹膜后淋巴结清扫。当时他的盆腔里还有一个肿块,也一起切除了。我跟病人开玩笑说是‘买一送一’。五六年过去,他的生活一切正常,经常与我保持联系。这就是做医生最大的幸福。”
做医生总免不了生离死别。“我有个70岁的病人,住进病房状况就很差,原发肿瘤在膀胱,手术很顺利,但是术后肺部呼吸困难,治疗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器官衰竭,最终病人还是走了。眼看着这种逐步死亡的过程,每个医生都会觉得遗憾。”戴波承认,年轻的时候会想,这样做有没有意义,手术那么成功,却救不了病人,如果能早点预料,采取保守治疗,也许病人的痛苦还小一些。为此他困惑难过了好几天,不知道医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后来他想明白了,没有人能完全预测结果。利弊权衡,毕竟有那么多病人可以通过手术获益。“医学有很多灰色地带,医者的责任是从灰色地带破解难题,找到光明,而不是逃避。”
当医术无力回天时,医者要学会抽离自己,清空医生这一角色的伤痛与煎熬,从而重新元气满满地去救治下一个病人。戴波喜欢跑步,去公园里跑上一圈,或去黄浦江边看老人垂钓、儿童嬉戏,感慨生活如此美好,不仅仅只有白色巨塔里的心伤。
进入不惑之年的戴波,如蜿蜒曲折的山泉,如悠然沉静的清池,有孜孜不倦的活力,有温暖柔和的魅力,那潋柔波,暖了多少病患的心房。充满阳光的笑脸镌刻在他前行的岁月里,岁月也定会与他温柔相待。记者 张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