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25岁起扎根敦煌54年，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1938年7月，樊锦诗生于北平，生活成长在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境非常优越，在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下，她打小就爱流连于博物馆、美术馆。1958年，娇小的20岁姑娘从上海考入北大，成了新中国最早一批考古学生。入学不久，一直由保姆照顾起居的她就闹了几次笑话：洗的衣服忘了收，几天之后不翼而飞；过了不久，竟连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丢了个差不多。父亲给她写信：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从小，生活上事事有保姆操心，离家这一年，她才开始学习照顾自己。

　　大学时的樊锦诗，最喜欢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帮她占座位。樊锦诗总习惯在手腕上系一块毛巾手绢，彭金章看在眼里，就送给她一块绣有红的、黄的、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可他不知道，樊锦诗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然而她没吭气，收下了。他又把他认为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其实并不合这江南姑娘的口味，她也没说，开心地吃掉了。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很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樊锦诗呢，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小樊”后来说，她对“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因实习到敦煌。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配一碟盐、一碟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每天，樊锦诗要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整个实习期，这里水质不好，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

　　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1963年，面临毕业分配，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过敦煌的樊锦诗。父亲得知后，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就是这么一个“傻”举动，让她的命运从此和敦煌连在了一起。“我被分配去了敦煌，未婚夫老彭在武汉（大学）。学校当时让我先去，有新一批的毕业生之后再把我替换出来。所以我心里也没有杂念，既然国家需要，自然义不容辞。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樊锦诗后来回忆说。

　　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的时候，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看到信封上的“敦煌”二字，同事们取笑老彭：“原来是个‘飞天’呢！”

　　再入敦煌，樊锦诗从此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1967年元月，樊锦诗在“文革”大串联中来到武汉，与彭金章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其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催彭金章回去。彭金章一拖再拖，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樊锦诗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1973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这样，彭金章成了边工作边带娃的“超级奶爸”。他们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来，就这样，小儿子来到敦煌。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但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于是老彭又把小儿子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对于这个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短暂的相见。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同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因为不稳定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影响，大儿子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的窘境。为此，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50岁，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樊锦诗后来回忆：“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此时我和我先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这让我非常纠结。1986年，结婚的第19个年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最后他决定随我扎根敦煌。这意味着他要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从同窗到伴侣，彭金章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教授于2017年7月29日逝世，享年81岁。

　　可喜的是，敦煌，如今已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