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也就是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的那个早晨，新编第七军的参谋长龙国钧来见郑，他说：“新编第七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龙国钧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郑洞国。当天下午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 

　　到了此时，郑洞国已感到山穷水尽。正在焦急中，接到杜聿明的电报，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来接郑出去，问郑有无降落地点。郑洞国答复说：“现在已来不及了。”但是他仍不肯改变“宁可战死也不投降”的顽固态度。他还把情况报告蒋介石，并对蒋说“来生再见”。据说蒋介石接电后，眼泪汪汪，连声说：“桂庭司令真不愧是党国英雄、黄埔精英，黄埔学生如果都像桂庭那样，党国的江山有救了！” 

　　但郑洞国也没有像蒋介石判断的那样“成仁”。当天夜里，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仍响着剧烈的枪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杨友梅和司令部的幕僚们想出来的办法，要直属部队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造成事实，使郑洞国跟着他们走。第二天一早，郑的司令部也就放下武器，离开了作为司令部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 

　　看来郑洞国没有收到周恩来的信件，或者收到了没有表态。总之，他虽然没有起义，但总算放下了武器。当周恩来信函中提到的萧劲光和萧华（他们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司令和政委）来到他的面前，和他紧紧握手，并得到优厚待遇时，他才相信了周恩来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很受感动，但却表示：第一，不愿广播；第二，不愿参加公开宴会。只想做个老百姓…… 

　　策反程潜 

　　1943年9月13日，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10月10日就职典礼后，蒋介石与宋美龄步出会场。在解放战争战场上，桂系军队没有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白崇禧又坐镇九省通衢的武汉重镇。历史上蒋、桂素有睚眦之怨，蒋介石心想，如果再让白崇禧把湖北、湖南和广西连成一片，后果不堪设想。湖南是通往广西的咽喉要道，必须物色适当人选来掌握，于是他想起了程潜。程潜系国民党元老，在湖南有威望，和新桂系又有宿怨；这次竞选副总统又败在李宗仁手下，让他到湖南最为合适，既可拉拢程潜，又可牵制桂系。蒋就于1948年6月20日，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管辖湘、赣两省兼湖南省主席。但因蒋介石与程潜在历史上也曾兵戎相见，所以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又委派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杨继荣等一批湘籍黄埔亲信随程回湘掌握实权。 

　　刚到长沙时，程潜也曾信誓旦旦：“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到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要败家。”而且并没有放弃“戡乱救国”的老调，声称：“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有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 

　　程潜上任的消息很快通过地下党到达中共中央。 

　　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对程潜上任的这种态度多少有些反感，对是否能策动这样的人没有多大把握。 

　　周恩来认为，对于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些过去反对过我们，现在也可以争取，以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集团。湖南是国民党政府粮源、兵源的主要基地之一，能争取程潜（以及后来的陈明仁）起义，对解放军渡江之后解放湘、粤、桂等省会起重要作用。指示要多做其部下和亲属的工作。 

　　而毛泽东对他的湖南老乡程潜更是“情有独钟”。重庆谈判时，他曾鼓励程潜积极参加竞选副总统：“如果搞成了，你可以主持和谈；如果搞不成，你就只要一个湖南。你如果有了湖南，可以帮我们好多忙咧……”程潜实际就是按这个路子走下来的。 

　　而且周恩来也了解到，程潜有些话是说给蒋介石听的。 

　　1948年夏初，程潜任武汉行辕主任时，他的原部下李明灏由江西九江到汉口，专门会晤了程潜，直率告以周恩来的关怀，说他决计投奔解放区，准备先去香港接洽，研究进入解放区的路线。程潜专心致志地听着，并且极表赞成。并嘱咐李明灏，请当面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致敬，还把他一贯不满蒋介石倒行逆施和痛恨蒋介石挑起反共内战的心情告诉李明灏。李明灏到香港后，通过连贯联系，得到周恩来的三次复电指示。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只身秘密进入华北解放区，到了石家庄华北军大学习。他曾两次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临招待所看望他。李明灏将程潜和陈明仁的心情如实汇报，三位领导人都很关注，周恩来问得更详细。李明灏告诉周恩来，在前一年他就曾在东北秘密会见陈明仁，促其弃暗投明，但是没有成功。 

　　李宗仁于蒋下台后当上了代总统。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并声言：“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承认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解决。”于是国共双方立刻为筹备和谈而积极动作起来。 

　　突然变化的形势大大推动了程潜向人民靠拢的步伐。他在1月中旬，曾在省府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我认为和谈是大势所趋。中共所提八条，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其他七条，我以为是可以磋商的。”秘书将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发往南京，并在当天的《长沙日报》上发表。电文发表后，在省政府任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程星龄（与地下党保持联系的人物，程潜的族弟）对程潜说：“颂公，各界对你23日所发电报反映良好。”程潜听了，苦笑一声说：“可我已被中共方面列为战犯了啊！”在新华社播发的第一批43名战犯中，程潜名列第26名。对此，程潜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程星龄将程潜左右不定的状态告诉地下党代表余志宏，余志宏向程星龄保证：“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颂公站在人民这边来，共产党不仅不算旧账，而且还会给以应有的礼遇。”程星龄把这些转告程潜，程潜仍是将信将疑。 

　　程星龄见程潜仍无法摆脱困境，又请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先生劝说程潜，方叔章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打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是去美国，还是去香港、台湾？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点钱，到美国不够用，到香港去也花不多久。到台湾去，蒋介石不要你，你和白崇禧也搞不来。怎么办呢？”程潜说：“我总不能投降呀！”方叔章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说不投降，日本天皇还投降呢！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虽然方叔章的话很打动人，但仍然没有拂去程潜心头的阴影。方叔章忽然想起程潜的儿子程博洪。程博洪在复旦大学教书，见多识广，让他们父子一谈，或许能有门道。经方叔章一提醒，程潜恍然大悟，忙给儿子拍去一封电报，让他快快回长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