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 

　　曾经有那么几年，一听到河北山东一带大风降温、大雨成灾或口蹄疫蔓延之类的消息，我马上就想给父母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关好门窗，没事少出门，买肉别光图便宜。可是，就在一两秒钟之间，我立刻意识到，这样的电话不必打了，再也不用打了，永远没有机会打了。 

　　逢年过节也一样。父母离世后，有那么几年，每逢春节，我先想到的总还是“默认程序”：买票，回家，团圆。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习惯：这些其实都不用想了，再也不用想了。 

　　母亲节却是个例外。此节一到，我总是思来想去，倍感困惑；困惑之后就再思再想。大陆过母亲节，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时兴起来，我则是来深圳后才知道世上还有母亲节一说。看到同事伸手掐来算去，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一定要给妈妈打个电话，我就犹豫：要不要也给母亲打个电话？可是，电话里怎么给我老母亲讲清楚这母亲节的缘故？比如，是不是要这样说：“娘，今天是母亲节，您自己的节日。按理说，这一天您什么也不用做，光快乐就行了。菜我们买，饭我们煮，酒我们给您满上，饭菜我们给您端上。按规矩呢，今天家中花瓶里要有忘忧草和康乃馨，那也应该是献给您的……可是，我回不去啊，只能电话里祝您节日快乐了。”电话那头，我的母亲会怎么回答我？我想象得出来：听了这番话，她一定满脸惶惑；她一定不信端午中秋春节之外还有这门子节日；她一定会摇摇头笑一笑表示当娘的轮不上这等好事；她一定会说：“别胡说八道了，想吃面筋吃藕夹吃肉包子吃咸鲅鱼炖粉条你就回来，用不着瞎编个节日哄我。” 

　　那些年的母亲节，我终究没有打过电话。我的母亲，终其一生也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为她准备的节日。如今我常为此自责不已。母亲确实是应该过一过母亲节的。记忆中每逢节日母亲总是最忙，她忙的是让全家人过节，她本人就成了节日的一部分。如果节日是一台戏，她就是主持人，要宣布很多节目开始；她还是演员，几出压轴大戏是非她来唱不可的；她又是警察，得里里外外维持秩序；最重要的，她是指挥，从厨房到饭桌，从为列祖列宗准备供品，到分糖果压岁钱给孩子们，她都得发号施令，指点江山。她绝没有机会在观众席上静静享受节日的气氛；换句话说，节日大戏一上演，除了不在观众席上，她有可能在台上台下的任何地方。她何曾真真正正轻轻松松过过一个节呢？现在想来，积存在记忆深处的节日之快乐，并非全由节日带来，很多实由父母创造。这样的快乐，虽然无法重现，也总可以重温。唯独母亲节，对母亲来说是无从快乐的空白，对我而言，是无从改正的疏失。母亲节是一个空头账户，我没有向其中存储过祝福，母亲也没有从中支取过安慰。如今，没有了母亲的母亲节一到，我只好默默地在想象中为母亲过节了。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初我有心给母亲送份母亲节礼物，送什么好呢？我不记得母亲表达过她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去年我曾想过应该给母亲买架织布机。花瓶里的花花草草她自然也喜欢，可是她更喜欢在织布机上织出好看的图案来。从年轻到老，她那么喜欢织布，织出的布又那么有名，可是她从来也没拥有过自己的织布机。今年我又改了主意：或许，我应该给她买一匹大红的绸缎才对。十岁左右的时候吧，有一次我在母亲常用的一个包裹里乱翻，翻出了一块红绸布。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绸子，女生扎辫子应该不错。于是偷了出来，剪成很多条，分送给了班上的几位女同学。不知怎么，母亲就知道了，火冒三丈，咆哮了我一个晚上。这是记忆中母亲对我最凶的一次，我躲在炕上不敢还嘴，只自哀自怜地抽泣成一团。我至今不明白那块红绸布是什么来历，究竟有什么重要用途。但是我清楚：母亲发那么大的火，一定有她的道理。如果——唉，只能是如果了——母亲健在，今年的母亲节，我一定要去买一匹，不，十匹、一百匹大红的绸缎献给母亲。我愿意用红红的绸缎把平平的房顶铺满，把方方的院子铺满，把长长的胡同铺满，把宽宽的大街铺满……只要母亲活着，而且快乐。 

　　无声的父亲 

　　“爸爸”，胡元十几岁时突然有一天一脸坏笑地问，“我初中班上有个女同学，她说你当年给她妈写过情书，有这事吧?”我一愣，又好气又好笑：“他妈的，这事你都知道。”现在的儿子辈，什么事都敢知道，什么话题都敢给你讨论，我于是就想到我和我的父亲。父亲是沉默的，严肃的。严父，是上一辈、上上辈乃至上N辈父亲们的共同性格，哪像现在如我这样的爸爸，糊里糊涂就当上了，儿子面前嬉皮笑脸，无话不谈，全没正经。 

　　我其实是很喜欢沉默的，这一点我和父亲一样。不同的是，我喜欢沉默却难得有沉默的时候，似乎我的哇哩哇啦就是为了验证“越是喜欢的，越是得不到”这一人生道理。而父亲，却是终生寡言少语。父亲去世好几年了，我经常想起他，梦见他。可是很奇怪，我想起的是他的面容和身影，梦见的是他端坐在椅子上默默抽烟的姿势，却没有什么他的话回荡在我耳边。回忆中，我的父亲是无声的。父亲有时会和母亲或大哥二哥说说话，对我，因没有事情需要和我商量，所以也就没什么可说的。父亲很喜欢我，但那种喜欢极少用言语表达，多是用笑容，用眼神，大不了是转述一两句别人对我的夸奖。逢母亲训斥我，父亲倒是会用语言主持公道，但那语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声断喝，让母亲不再说话。他主持的所谓“公道”，对母亲来说经常就是不公道。 

　　小时候，我和父亲之间虽然对话不多，但我并未因此就觉得怕他，或者处处躲着他；相反，我觉得亲切，没有距离，仿佛父子之间根本就用不着语言交流。长大以后，在他面前，我的话越来越多，他的话却没有增加多少。我似乎从来没见过父亲信口开河、滔滔不绝的样子。有时候，有些事，我会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回答大都是词汇，而不是句子，更没有篇章。记得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上学，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让我穿上去给父亲看看。因为很少穿新衣服的缘故，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见了父亲不知如何开口。父亲和我并排走了一阵，瞧瞧我，笑笑，半天才说：“二流子。”现在想起这些，我觉得我和父亲之间是相互有亏欠的：不亏情意，却欠了很多话。我尤其觉得父亲欠我的话更多一些。他没有给我讲过他小时候的事，没讲过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对爷爷奶奶几乎毫无记忆。我后来知道他闯过关东，去过北京，可是他没有告诉过我这其中的艰辛与快乐，我也就无从埋怨我为什么不是东北人或者北京人。还听说他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四清”时受过“运动”的苦，但他没讲过他的委屈和仇恨，我因此对他挨整挨斗的细节一无所知。很多个冬夜，他经常拉拉京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段，他没告诉过我他是从哪里学会的这门“手艺”，所以到现在我都猜不出他要藉沙哑、苍凉、轮回的声音诉说些什么…… 

　　从小到大，填过无数次表格，逢“家庭出身”一栏，我都要填“中农”。在那个时代，这叫“家庭成分偏高”，许多事是会受影响的。上小学时有一年学校颁发“红小兵”袖章，我就因此而得不到。这让我有点自卑，也有点疑惑：自己家一点都不比贫下中农家庭富裕，甚至比一些“根正苗红”的家庭还要穷，这“中农”到底是怎么来的？可是我没想到要去父亲那里寻找答案，父亲肯定也觉得根本不必给我解释。就在前几天，因一个特殊的机缘，我拿到了1976年我填过的一张表的复印件。那是一份入团志愿书，其中有一格要填家庭土改前的人员及经济情况，只见所填内容是：“土地二十亩，房十一间，牛一头，大车三分之一辆，人四口（祖父、祖母、父、母）。”我家竟然曾经有地有房有牛有车的，难怪是“中农”。可是父亲从来没说起过这些。表中还显示，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也是中农，这说明父母的婚姻还是相当“门当户对”的。我只知道外祖父曾被打成过“国民党”，但那是不是因为他是故乡知名老中医的缘故呢？父亲没说起过，当然更没提过他是怎么认识母亲又是怎么成亲的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早年也没想过要知道。如今想知道了，可是知道的人不在了。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一笔债。许许多多的历史，从小家到大家，断裂得太多了，我们只能徒呼奈何。旧债难偿，也只好以不欠新债来弥补，所以在我儿子面前，我不想再做“无声的父亲”。写到这里，怎么有了为自己的“不甘沉默”而辩护的意思了？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多么多么想再听听父亲的声音啊，哪怕在梦里。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对照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