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西方世界中的龙很少具备“优良品质”，更与中国龙不同的是，西方龙在象征意义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基督教诞生后，它更成为了“魔鬼”的化身。《圣经》中的《约翰·启示录》第12章中描述道：“……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该篇第20章还有对撒旦“龙”及其追随者的下场进行了描述：“……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正因为《圣经》在西方社会的深入人心，龙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宣传画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纳粹军人手持闪电、手榴弹、宝剑将恶龙——敌国的军队和犹太人等一一斩杀。当然，对手也没有放过德国，一幅著名的波兰海报就把德国画成一条丑恶的龙，波兰则被画为圣徒圣乔治，正在与纳粹这条恶龙搏斗。 

　　在西方哲学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一直是社会主流思想。这种二元论以人类为中心，任何人以外的客体都是作为对立面而存在，万物只不过是被认识或被征服的对象，大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架势，与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截然相反。反映到《圣经》中就是“信奉上帝者上天堂，不信上帝者下地狱”，没有丝毫的妥协。于是，具有魔性的龙在西方人的意念中便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形象，无法融入主流社会。 

　　有意的误读 

　　无论从形态还是象征意义上，中国龙与西方龙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那么误读是如何产生的呢？ 

　　追根究底起来，还要归因到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身上。当时的西方人在了解中国时，传教士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源，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直接决定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其中甚至不乏一系列的“错误印象”，而龙的翻译便是其中之一。 

　　1585年，罗马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著作的《中华大帝国史》，书中在谈到中国的“龙”时，是用西语中的“蛇”一词来代替的。同一时期利玛窦来华，在编译《葡汉字典》时，他曾对龙的翻译产生过深深的困惑，因为他深知这种不存在的物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葡萄牙语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语能与之对应，于是便将其译为“像蛇一样的大虫”。这是欧洲人首次用欧洲语言来翻译中国的龙。然而，在字典中，与龙一样的“蛟”，利玛窦则毫不迟疑地译成“dragāo”（龙）。虽然传教士们知道中国龙不是西方龙，但也不知该如何准确翻译，而后世各国的西方翻译者渐渐将龙与蛟合一，直接用西方龙的词语相对应。 

　　在17～18世纪，“中国热”席卷欧洲上层社会，虽然传教士们不知如何准确翻译“龙”字，但在西方的宫廷与贵胄之家中，中国龙纹形象随处可见，那时候的中国龙是典雅、伟大、高贵的象征。在欧洲知识界的心目中，中国人是“高贵的异教徒”。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载有孔子画像，画面上方配了一幅“双龙戏珠”图案。此后300年间，这张酷似欧洲哲人的孔子像，连同两条粗糙的戏珠龙，被各种有关中国的著作一再翻印。1735年，编写《中华帝国全志》的杜赫德明确地将龙升格为“中国人的国家象征”。由此可见，中国龙并非从一开始就被欧洲人误读。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西方的崛起与对外扩张，西方人也开始了重构话语权的过程。1815年，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译了《华英字典》，这是历史上第一本英汉字典。此时的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们已经看到了中华帝国的腐朽不堪，或许是出于对清政府禁止传教的不满，亦或是出于政治需要———达到帮助本国政府排斥中国和激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厌恶心理的目的，马礼逊在编译字典时直接将中国龙译为了被西方妖魔化了的“dragon”。在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历史上，马礼逊的影响非常大，之后，随着英美的崛起，英语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语言，“dragon”作为中国龙的翻译被广泛接受。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中国学者在自行编译英汉字典时也没有对这一译法加以更正。 

　　与此同时，西方“中国热”时期中国龙的正面形象也荡然无存。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征服中国龙”之类的漫画在欧洲社会流行，此时的中国龙形象被急剧丑化扭曲。19世纪80年代以后，俄国、美国、英国、德国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抛出所谓的“黄祸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美各国都生产了大量针对此事的屠龙漫画。在一幅叫做《复仇者》的漫画中，手持长矛的天使正模拟“圣乔治屠龙”的经典场景，击杀所谓象征落后势力的中国恶龙。其间，法德两国发行了大量此类主题的纪念明信片。 

　　因此，中国龙被误读一方面来自西方了解中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另一方面还来自于西方人按自身需要从主观上对中国龙的扭曲，中国近代国力的衰弱直接导致了自身对话语权掌控力的削弱。 

　　重构话语权 

　　2006年8月，在广州一个由各国儿童参加的活动中，一个欧洲的小朋友拒绝参与扎龙舟的活动，因为他觉得龙是邪恶的象征，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龙，为什么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西方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显然没有区分中国龙与西方龙的概念，而一些了解中国龙与西方龙差异的记者，在翻译“龙”时也极力避免用“dragon”一词来造成误解，比如“亚洲四小龙”就被翻译成了“亚洲四小虎”。由此，许多专家学者建议用一个新的单词来代替“dragon”，比如音译的“1oong”，这也成为中国重构话语权的一种尝试。 

　　一些西方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在对中国进行的攻击中用龙做比喻，将西方龙的魔性赋予中国龙，凶神恶煞，张牙舞爪，使西方民众对中国龙造成误解。这种误解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然而中国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绵延数千年，如果仅因为避免西方误读就要加以放弃，未免显得忘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愿意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龙文化，这是中国重构世界话语权的一个过程。 

　　1981年，身为法国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来中国访问。在游览孔府时，他手扶龙柱让随行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龙柱下的密特朗眼睛微闭，若有所思，似乎在倾听龙为他讲述中国的悠久历史。对中国龙文化略有了解的摄影师为照片取名为“倾听龙的声音”，一年后，这幅颇有意味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摄影大奖。“倾听龙的声音”不仅源自中国对世界的一种期望，也源于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只是双方都需要时间。 

　　摘自《世界知识》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