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供职文联研究室，编一份“文艺汇摘”小报，这份小报是为文艺家提供文艺信息的。当时正值开放，主任王宁宇和当时文联领导储大泓先生提出能否增添一些外国文艺的信息。我与同室的小彭就去了译文出版社，当时汤永宽先生接待了我们，我们又去了外国语大学。为了获得更多外国文艺信息，我两次去了孙大雨先生家，先生白天睡觉，没碰上。

　　正是无巧不成书，搞德文翻译的钱春绮先生从静安寺的老宅动迁到大华新村，离市区远，少人交谈，我有空常去他家。那时师母还在，师母又能画的一手好画，我去他们家他们很是热情。我那时正读普鲁士文史哲书，钱春绮对我讲了好多见解，我深怕忘了，回去以后做了记录，至今还保存着。并按照他的提供买了好多德文翻译书，当时买得一本 “中德文学比较史”，钱老说这本书很有价值，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钱老见我真的勤学，并从我的口中知道，我的深度近视眼就是读书读的，而且我看了大量的翻译文学著作，于是两人话题很多。有时我来，他放下手中活，坐在摇椅上悠闲的摇摆着，像孩子一样高兴，“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他总是讲些我从不认识的新见解，并将他翻译书送给我，“这本《海涅诗选》是新版的，而50年代出版的有插图，可惜被抄了”。他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收藏的书都在“文革”时被抄了。说着他把他的手抄本给我看，我十分吃了一惊，手抄本上记载的都是从中外书籍上抄录的句子，还有报刊杂志上的文摘。我睁大着眼睛问，“这些文摘有什么用？”。钱老十分认真的对我讲，“写文章备用的，老了，记忆力不行”。这些摘录本好多本，蝇头小字，要知道这个时候钱老已经有了严重的心脏病。有一回我见他喘着粗气在改文章，便说，“休息一会”。他无奈地说“别人催了，已经拖了一阵了”。望着他工作台也是饭桌，堆满了书，只留一张纸的空隙上还在认认真真的写作。我一直记着这样的情形。

　　钱老终于心脏病突发，摔成骨折，孩子又在国外，我常去医院看他。后来我从他女儿那儿得知，钱老一生很乐于助人，对家人、同事都是这样。那时他的兄长家庭拮据，钱老是医生，又是翻译家，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钱来接济他们。有一天钱老特高兴，他说他翻译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了，我前些时看了当时出版能购得的尼采的书，一一请钱老题了字，其中有一本书上题道：“因为同情具有了价值。”对他的这本书我也非常喜欢，并请钱老在扉页上题字，那天又是新春，他题了“孩子是纯洁，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说这句话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