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434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1951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右派”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文革”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战争遗孤”，生在大连，1945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带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70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1号出发，欢声笑语，涌上14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桥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唯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三剑客”。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三剑客”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待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拉拢腐蚀年轻人”，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地，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1997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七

　　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１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大院”与“胡同”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大院”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胡同”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大院”代表权力，“胡同”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 

　　“大院”分三六九等，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文革”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中直的！”“计委的！”“海军大院的！”。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三不老的——”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1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人家三不老大楼的。”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砺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的小院，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像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惬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缴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八

　　“文革”爆发那年我17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文化革命”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白专道路”，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八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历史反革命”。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四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旋，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阴阳头”。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退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从最初的慌乱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喷气式”，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打倒陈咸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八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九

　　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8月22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1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三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兵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定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缴出“四旧”，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四旧”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二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文革”中，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文革”，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文革”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窜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十

　　三不老胡同1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1969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惟独珊珊没能回来……”（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假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一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袖套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四人帮”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8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招呼客人，估摸居委会派出所也跟着加班加点。 

　　1980年秋天我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1号。 

　　十一

　　2001年底，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1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象。据说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434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我们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六百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

　　(此版续上周日7月22日“星期天夜光杯·记忆”版B7，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