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上海小姐”的外号传开了

　　改戏改人改制后，要求各剧团演出剧目必须积极配合政治形势。1950年12月18日，玉兰剧团上演了《信陵公子》，剧本以郭沫若的话剧《虎符》为蓝本，配合宣传抗美援朝，表现了邻国之间“唇齿相依，存亡攸关”的主题。徐玉兰演信陵公子，我演如姬，徐慧琴饰魏王，陈兰芳饰平原君夫人，周宝奎饰太妃，筱桂芳饰晋鄙，贾灵凤饰须贾，钱妙花饰侯嬴。演出后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连演连满一百三十八天共二百五十六场，创造越剧剧目连续上演日最长纪录。

　　1951年，越剧界决定组织联合义演，捐献一架“越剧号”战斗机，剧目有《杏花村》《梁祝哀史》等。接着我们又排演了《白毛女》，我演喜儿，钱妙花饰杨白劳，徐慧琴饰大春，筱桂芳饰穆仁智。决定排这个戏时，我还是颇有些顾虑的，那时正逢“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各家剧团纷纷上演现代戏，但生意都不太好，“白毛女”的故事大家都熟悉，还拍了电影，观众没有新鲜感，会卖座吗？没想到演出后，票房居然很好，基本上场场客满，观众的反应也十分强烈，每次演到杨白劳喝卤水自杀时，台下总是不时传来抽泣声。

　　1952年，北京总政治部计划模仿苏联体制，把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剧种集中在一起，成立“中国大剧院”，在原有的歌剧队和舞剧队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京剧队、一个评剧队和一个越剧队。那年6月，总政派文工团副团长史行、剧作家黄宗江和总政歌舞团的兰茜三人，南下上海寻找一个合适的越剧团，条件是成员年轻、政治上单纯、业务好。史行等人在上海文化局戏改处了解情况后，经过一些初步接触，最后把目标锁定在玉兰剧团上。

　　史行和黄宗江找我和徐玉兰大姐谈，他们说，总政要成立大剧院，将来还会建造自己的剧场，你们越剧团也能经常回上海演出。我和玉兰大姐本来就对解放军抱有好感，当即拍板同意。

　　到了北京没几天，就赶上“八一”建军节，在先农坛举行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排练时，我和玉兰大姐发现别人都穿着统一的军装，只有我们的团员穿着自己的衣服，走在队伍里显得特别“扎眼”。我们刚到部队，还不算正式军人，穿军装不合适，临时做服装又来不及，大家一商量，决定统一穿白衬衫蓝裤子，女同志头上戴一个蝴蝶结。开幕式那天，我和玉兰大姐在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等，特别兴奋。当我们的“蓝白军”走过主席台时，首长们发出一阵议论声，纷纷打听：“咦，这是什么部队啊？”有人介绍说，这是刚从上海来参加总政的越剧团小妹妹，首长们笑着说：“哦，原来是一支‘上海小姐’的队伍啊。”从此，我们这个“上海小姐”的外号就传开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考虑到我们刚参军，一时不能适应部队生活，总政特意租下了一座小旅馆供我们单住，并调来宁波籍干部胡野檎担任越剧队队长，语言上便于和我们沟通。总政还为我们配备了文化和音乐教员，上午出操，下午学音乐学文化。记得第一堂音乐课是学习简谱，老师写出“5（唆）”，问我们是什么音符，有一位同志忙举手答道：“我知道，是五！”引来哄堂大笑。

　　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融入了新生活，不但适应了部队的作息规律，学会了看简谱，还学会了跳交谊舞。对于跳舞，我们一开始十分抵触，觉得演戏就演戏，干吗要学跳舞呢？胡野檎队长耐心做我们工作，说总政各文工团之间经常交流联欢，或是接待外宾，交谊舞是一种社交礼仪，我们学跳舞时，他还亲自打鼓为我们找节奏。

　　进总政后不久，我们开始排演带去的两台大戏《梁祝》和《西厢记》，演出后总体反响不错，大家也提了一些意见。剧作家宋之的先生觉得《西厢记》原来的剧本不太理想，经他修改后，由总政文工团团长陈其通负责重排。陈团长是四川人，从小参加革命，为人直爽，管我们这些文艺兵叫“小鬼”，每次看完演出，总会招呼我们：“小鬼们，走，消夜去！”于是大家一路谈戏聊天，有说有笑。听我们说上海话，他也跟着说，突然冒出一句“阿拉白相起”，我们笑他上海话说得像外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