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大上海闹市区里，位于南京路与四川路的交汇口上，有一家鼎元钱庄，抗战胜利以后开张营业，上海解放后停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是陈毅粟裕大军的华中根据地设在敌占区的秘密办事处，承担着揽财、揽物、接送人员的重大任务。鼎元钱庄的老板叫许振东，2011年岁末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他虽然终身没能加入共产党，却是共产党难得的忠实朋友。（本文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11期）

　　出身富家追求进步，听从指示留在党外

　　我今年90岁了，见证了鼎元钱庄作为中共上海地下金库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也见证了我党一批重要干部与许振东的友情。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还有许振东和他的夫人陈志威，深深地印在我心底。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啊!

　　我原是上海信谊药厂的女工，1940年10月进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从事战时财经工作，时常见面的领导人有陈国栋、徐雪寒、邓克生等。1945年我和邓克生结婚时，苏中区党委组织部的章蕴大姐（后来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最热心，介绍情况很细。那时，“灰色”的许振东在上海等地做“生意人”。1946年春，邓克生请许振东进入根据地“研究工作”，我才初次见到老许。同年深秋，我和另一位女同志从根据地转移出来，隐蔽到上海，我带着孩子在许振东家里住了两个月。几个月以后，我从邓克生的湖南老家返回苏北根据地，转道上海，在接头点得知出了叛徒，万般艰难中我又去找许振东和他夫人陈志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有关同志，安全返回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下两进两出大上海，许振东是什么样的朋友，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许振东是镇江人，他父亲从事江上航运，眼界比较开阔，家境也比较富裕。年轻的许振东为人正直，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他不仅爱读书还大力经销进步书籍。抗战初期的桂林，抗日救亡运动很活跃。许振东与人合办了“桂林”、“东江”两家书店，并认识了徐雪寒、邓克生。那时老徐在办新知书店，老邓在办写读出版社，都有党组织的背景，他们是奉党的指示在桂林从事抗日宣传。而许振东那时还是广西大学的学生，他懂生意上的事，会赚钱，有过人的长处。当时党内有人看不惯他，甚至说他是“花花公子”。但邓克生一再向同志们解释，主要应该看他的政治态度。周围的人这才慢慢地改变了对许振东的看法。

　　1940年底，桂林的政治环境开始恶化。按照李克农的部署，许振东先行撤到上海。随后，邓克生和他的姐姐邓评、他们的好友李仲融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经上海往苏北根据地转移。他们在上海滞留了好几个月，投宿的地方即由许振东安排。那时，许振东与两三位同学筹办文学杂志，李仲融和邓克生就请郑振铎、萧岱出面指导。而邓克生还继续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正抓紧修改《经济学常识》小册子，邓评也写出了《哲学常识》小册子。这两本姊妹篇，都用习作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左翼青年中小有影响。这家临时应急的小小出版社，资金来源于许振东的资助。

　　邓克生等三人离开上海前夕，许振东正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准备一同进入新四军的根据地。经过临时党组织的慎重研究，由邓克生找许振东谈话，认为他不入党，留在上海，“放手放脚”地为党工作比较有利。许振东很敬重老邓，听从了“劝告”。多少年后，当邓克生得知许振东一家人被划定了“资本家”的阶级成分，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伤感至极地说：“我对不起老许和他的孩子！”

　　前往苏北接受使命，揽财揽物筹办军需

　　抗战胜利后不久，以邓克生的名义请许振东进入苏北根据地，商量一笔相当大的“买卖”。那时，邓克生任“华中银行”二分行的行长，算是根据地里能独当一面的财经人才。内战迫近，形势严峻，苏北、淮北、鲁南一大片根据地（先后叫华中局、华东局）有统一的备战部署。为了筹款采办军需战略物资，华东局财委的领导曾山找到邓克生，先提出派他到上海去，后来又改主意，请邓克生推荐“绝对可靠的”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辟第二战线，筹办钱庄及商贸业务。这才有了许振东接连两次的根据地之行。老许为表达对我军首长的敬重，选了两支派克金笔作礼品，经邓克生转给陈毅和粟裕。

　　许振东领命回到国统区后，着手筹建钱庄和贸易公司，双管齐下，放手放脚地做起别人做不了的事。他揽财，经邓克生一条线，送达我们党组织，充实战时金库；他揽物，经徐雪寒、陈国栋一条线，转运根据地，缓解物资供应紧缺状况。老邓一直随军转战，老徐、老陈他们在国统区时，都和老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许的家也是我党的一个落脚点和转运站，如文化人刘季平的夫人、作家艾寒松等往根据地撤退时，都是由许振东接待转送的。

　　国共内战打响之前，我中央军委曾计划让粟裕带大部队南下江南，插到国统区，你国民党要“剿共”嘛，我就重拳捣你的腹背。粟裕却向毛主席提出，让他在苏北打几个胜仗再说。因为江北民众条件好，经济上厚实，作战补给、军需筹措顺当，而且重装备家当保得住，能派用场。粟裕的意思是，已经备酒备菜了，等吃完了再挪窝。他的这股子拧劲儿，底气就在于华东根据地有一大批得力的后勤人才，以及精心建立起来的可行的战勤体系。

　　内战爆发之前，华东局根据党中央指示，让徐雪寒携带万两黄金拓展商贸，到上海、台湾、香港等地筹措钱款和军需物资。徐雪寒所做的这桩“大买卖”，许振东和他弟弟许介眉是重要的参与者，经许振东之手往来的黄金，总数不下千两。徐雪寒、陈国栋1946年春到上海，就住在许振东家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虽然徐、许早在桂林时就已认识，但邓克生还是写了“介绍信”，一来表示郑重，二来再叙友情。老邓的手札，署名“筱春”，这是他的乳名，只在家族中使用，公开场合从不用，仅在与杨荣国（他俩属世家之交，自幼相知）、许振东的往来中用过。许振东后来回忆，他和陈国栋、徐雪寒等同志同心协力，共同创办了鼎元钱庄和六家企业，许振东是鼎元的总经理，还兼另外几家企业的董事。

　　在纪念陈国栋百年诞辰的前夕，我向上海市委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就讲到陈国栋1946年潜入上海的往事。那次纪念活动时，我应邀去上海，特意去看望了病中的许振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病得很重，已无法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