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

　　要上中学了，这可谓大事！我妈早就忙着四处打听，那时在全国仅有北京和上海两个专业音乐学校，上海太远，她就认定了一定得让我考进这所将来有可能让我变成钢琴家的中央音乐学院，此学院那时在北京还未找好校址，就在天津大王庄先设立了下来，离它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就是附属的少年班，所收学生的年龄相当于初中学生，但文化课里的数学、物理课程减到最少，是一所专业的音乐学校。但是要想进入这所专业的音乐学院少年班可是非常之难，绝对不亚于古代考状元之类的！

　　那一年北京考场设在和平门的师大附中，第一试有上千个小学生报名，全国有12个城市设立了考场，报名投考的学生有三千名，但少年班一年只招一个班的学生，名额是30名。考场内，我们这些十岁出头的小学生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地考证是否有足够的音乐细胞；考场外一大群家长，主要是妈妈们都急得团团转。记得有一个后来也是我的同学的妈妈在考场外的阶梯上摔了一跤，腿都骨折了！

　　我妈早就为我做了准备，我的钢琴课从老先生的四合院换到了刚从世青节比赛获奖回国的周广仁老师在中央乐团的家。周广仁老师又被音乐学院聘请为教授，所以我早就开始调动小小身躯里所有合格的音乐细胞，在那年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音乐比赛里，我还获了一个奖呢！

　　五次考试，五次被淘汰或被选入，每次入选小学生的名字都用墨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贴在北师大附中外面的墙上。我的名字幸运地出现了五次，那年秋天，我和其他29名音乐天才儿童一起来到了天津大王庄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成为1955级的学生，开始了我们一辈子和音乐紧密不可分的专职训练。我妈乐了，她松了一口气，把我交给了这所专业音乐高校，她的梦想终于可以在她女儿身上实现了！

　　没想到的是，我妈的梦想也变成了我的梦想，我一辈子的痛苦、欢乐、磨炼、执著、创意、寄托都和我的音乐生活不可分离，我的钢琴演奏给了我灵魂和打造天地的空间；更没想到的是我又把我妈的梦想传给了我的女儿们：文学传给了小青，音乐传给了小顺。

　　我们家的梦想真的后继有人了！

　　比其他学校晚一点，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开学的日子是10月初。这一天，全体30名学生第一次一起坐在那间充满阳光的小教室里，老师点名，名单上有32名，但只有30名应了“到”，其他两名一直没有到。班主任老师请大家先表演一些节目，好互相认识，其中有拉二胡的，吹中国竹笛的，唱歌的，还有一个个子特别小的男孩子长着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带着腼腆的表情站在小凳子上拉一个只有一个八度音区的小手风琴，但琴声却十分流畅，节奏也鲜明，大家为他鼓了很长时间的掌，他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的小号手。还有不少新学生不会乐器，就唱歌，十分悦耳动听。我们这班新生在考入少年班前，许多已在1955年全国少年儿童音乐表演会中得了奖。

　　表演结束了之后，几位专家和主修不同乐器的老师来到了课堂，他们检查了一下各位同学的手形、嘴形，问了些不同的问题；休息之后，班主任上台讲话，他说我们要分配大家专修的主科，意思是分配大家要学的乐器，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八位学生是被分配主修钢琴之外，其他的则被平均分配到主修小提琴、大提琴、各种木管和铜管乐器、民族乐器等，足以组成一个小管弦乐队，很快，30名小音乐天才被定了和不同乐器的终身。宣布了我们的主修乐器后，同学们有笑的，有哭的，也有纳闷得不知道自己将来学的乐器是个什么声音的。但学校是国家办的，钱是国家出的，学生们除了缴付饭费外（付不起的还可申请助学金），其他全部由国家包了，包括前途、专业、爱好，从一开始几乎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时，我们常常整队去音院本部听音乐会。从少年班到音院本部有将近五百米远的路，当时少年班共有103名学生，这一行“一百零三将”的少男少女每人胸前都佩戴一个红底白字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校徽，走出四四方方的校园围墙，排着队雄赳赳地跨步在天津河东区用小砖砌成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