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雷：1956年，我妈妈曾经接到一封我父亲的信，信里面附了一封给邵力子先生的信，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做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1956年的这次北上正是曹聚仁秘密沟通两岸的开端。曹聚仁抵达北京时，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刚刚开过，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和平解放台湾。7月13日到19日的一周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其中7月16日夜晚周恩来、陈毅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的情形被以《颐和园一夕谈》为名，发表在一个月后的《南洋商报》上，并于多年后编入了曹聚仁的文集《北行小语》——

　　席上，记者便问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周氏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这被视为中共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报道在海外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华人世界震动。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可以看出，此后不到三个月，曹聚仁又再次领命北上，而这一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已是台湾回归后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辞修(陈诚)愿意做台湾地方长官，经国只好让一下……辞修如愿到中央，职位当不在傅宜生(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为了应付美国人，可以说反共的话，这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劝他们约束一下，不要派人来搞破坏活动，去年“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弄得名声很不好，今年又想来搞八大，这样不得人心，将来不好向人民交代……我们不破坏他们，希望他们内部团结……他们的一切困难都可以提出，我们是诚意的，我们可以等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使得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级。反右运动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大呼“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此后的几个月，一度和缓的台湾海峡再度战云密布，先有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一个月后，国民党军也出动11万人进行了退守台湾后最大规模的军演，并迅速向金门、马祖等外岛增兵。多年来密使行动的成果付诸东流。

　　1957年夏天过后，曹聚仁一直都没有北上，直到转年间的8月，他才再次被召唤去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回忆录中曾简单提到过此事，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并要他将“炮击金门”的行动转告台湾。

　　8月23日炮战是正午12点突然开始的，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

　　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21日专讯，据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终止停火是针对杜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此前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终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颁发，但均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入僵持。

　　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只是中共对此也无异议，然而，就在10月5日，也就是中共原定停火日的前一天，曹聚仁再次化名郭宗羲，将中共计划停止炮击金门的消息刊登在了《南洋商报》上。起初，中共并没有责怪曹聚仁的意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还记录有10月13日，也就是停火报道刊登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并让他向台湾转述“只要蒋介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的意思。甚至毛泽东还曾一度起草了一份《再告台湾同胞书》，其中就提到了《南洋商报》的报道，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发表，但却收录进了多年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曹雷：可是从国家保密这点来看，总理就说怎么可以这样捅出去。

　　1959年10月24日，也就是炮击金门后一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至于曹聚仁为什么要将密使消息公布在报纸上，也许可以从多年后他写给好友费彝民的信中猜得一二。

　　曹雷：“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老人就是蒋介石了)，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

　　此后，曹聚仁的名字似乎和两岸和谈已脱离了关系。1972年7月，曹聚仁在澳门病逝，为两岸统一痴等了一辈子的他就这样客死异乡。

　　蒋经国青年军干部沈诚秘密北上接触叶剑英

　　在曹聚仁之后，中央在两岸密使人选上颇费了一番周折。1973年，92岁高龄的无党派民主人士章士钊带着一群警卫、护士和家人从北京飞抵香港。人们意识到，这位老者在香港的出现或许将会撬动两岸和谈的新动向。但不幸的是，不到两个月后章士钊就在香港病逝，新一轮密使行动戛然而止。到了1981年，新的密使终于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沈诚。

　　1981年8月，久居香港的沈诚突然收到一家国货公司送来的请柬，邀请他去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沈诚平素与北京并无往来，虽说出身黄埔军校，是个追随了蒋经国几十年的青年军干部，对外说是可以直达“天庭”的退役少将。但自从20年前被调配来香港，就已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闲人了。

　　宋小瑞（沈诚秘书）：他之所以能够做这件事，和贾亦斌的推荐有很大的关系，但最后能够选中他差不多又经过了六年的考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