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本书核心篇目《中国文脉》《笔墨历史》，酣畅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以及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灵魂脉络。本版摘录其中《猜测黄帝》篇，以飨读者。
一个人面对一种宏大的文化，就像一个小孩面对一座大山。尽管住在山脚下，天天看见它，但要真正了解它，几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它的悠久历史，与小孩的年岁构不成平等的对话；它的惊人体量，与小孩的躯体形不成合理的互视。
只有极小的可能，这个小孩在经历了残酷的磨炼之后，在一个极为安静又极为孤独的境遇中，开始对家门口的大山重新打量、重新猜测、重新感悟、重新发现。
我对中国文化史的重新打量，就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月，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将用“猜测黄帝”、“感悟神话”、“发现殷墟”三个话题，来表述我在近乎偶然的情况下突然对家门口的大山深感惊讶、开始探寻的过程。
一
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
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里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
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狂风暴雨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
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风暴雨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触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二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磕磕绊绊地旅行。
我在早晨轻轻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三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做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做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从一八七O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OO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