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在大剧院听上海音乐学院新年民族音乐会，不时为师生们的精湛表演而击节赞叹。但最让我感动的，却是早年毕业于该院的指挥家阎惠昌在曲终领着年轻学子的鞠躬致意。看到阎先生优雅地展开手臂，引导那些多少有些青涩的学生演员分批向观众微笑鞠躬，致谢良久，在如潮般的掌声中慢慢返身，离开舞台。此情此景，让我重新看到了曾经消失的音乐会台风，也使我想起了我的已故的钢琴教授杨素凝。

　　上世纪60年代初中期，年届40多岁的杨老师在上音附小当钢琴教员，是我的主课老师。平日说话慢条斯理、面容始终微笑的她，对我这个调皮而又冥顽不化的学生特别宽容，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弹奏示范，纠正我的手型手势，从没半句呵斥、责怪。

　　而她唯一严肃的，就是在教我台风的时候。她让我在每节课的开始与结束，都作为我在音乐会上的上台与下台训练，教我怎样精神饱满地走向钢琴，怎样向听众欠身致意，怎样脊背挺直地坐上琴凳，怎样双手自然弯曲地置于膝盖，怎样在默念一遍弹奏的要领之后，将手轻轻地放上琴键；又怎样在演奏完毕之后缓缓起身，左手扶琴，面向听众深深鞠躬致意。而只有在规范地做完这一切之后，我才会被允许离开琴房。

　　出身工人家庭的我对此很不习惯，甚至反感这套看来近于“繁文缛节”的舞台礼仪，总想马马虎虎地点一下头就了事。每到这时，杨老师的神色就出奇的严肃，声调也变得严厉，逼着我如法完成才放我过门。我曾问她，只要把曲子弹好就行了，为什么非要那么刻板地做完那套礼仪？杨老师说：音乐家不但要用琴声，而且要用自己的形体表情让听众感受到优美与优雅。而这样的舞台风度，不是一夜就能具备的，因而必须坚持练习，直到养成习惯，变成自然，才有可能去感染台下的听众。

　　杨老师不但这样严格地要求学生，自己也时时做出表率。有几次我随她走在校园，只要远远看见李翠贞教授，她总要扯着我让在一边，还不忘整一下服饰头发，才带我一起向教授微微鞠躬，道一声“老师好”，全不像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教师。而受她尊敬的李翠贞教授，即使在当时校园政治气氛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依然盘着高贵简洁的发式，涂着鲜亮的口红，戴一副洋气的墨镜，撑一顶淡色的阳伞，对我们欠身应答后雍容淡定地离去。据说李教授后来受迫害被逼离开人世时，依然保持着那种从容神色和高贵装束，大有古时子路“结缨而死”的气概。

　　不久“文革”爆发，老师被赶去与校工们一起劳动改造，我也被迫离开校园，几经辗转，去了农场，与杨老师失去联系。多年后回城，得知杨老师已去美国与女儿团聚，便千方百计打通了她女儿在美国的电话，却得知杨老师患老年痴呆症，不能与我通话了。不久，越洋电话又传来她溘然长逝的消息，让我唏嘘不已。

　　杨老师重视的台风在现在的音乐会上也并非没有，但似乎只存在于独奏和独唱者中，在伴奏（唱）身上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会表情木木地上台，敷衍地欠个身、点个头。结束了依然面无表情。我问了多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回答竟是老师不教这些的。这类现象在一些专业团体也能见到：大幕已启，灯光已亮，台上合唱队仍有人搔首摸耳；甚至演奏进行中也有人“忙里偷闲”地与旁人私语。我想如果杨老师健在，会容忍如今这样的台风吗？

　　对演员来说，台风是其艺术修养、艺术品位的生动标志，是对艺术高度虔诚、对受众高度尊敬的庄严宣示，至少是否真正具备专业水准的“辨别器”。正因如此，真正的艺术家无不重视优雅台风的训练养成和规范展示。因此这次阎惠昌先生在大剧院的举动，才会让我那么感动。如果我们的老师都能像杨老师那样，在悉心传授艺术的同时也能在台风上对学生言传身教、严格督导，那么，当年由李翠贞、杨素凝等几代艺术先辈倡导、建立起来的优良品质和优雅台风，又何愁不会重新在一代代艺术新人中得到传承和弘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