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玉佛寺门前“职业乞丐”贴身紧逼、强讨抢要，“出家人”不得不微博求助整治乞讨现象。乞讨与救助，再次引起公众关注。

　　在收容遣送制度终结10年之后，上海各救助站已救助30多万人次。而今，救助站就像一座“围城”，一些需要救助的生活无着人员急着要出站，一些不该受助的职业骗助者、赖助者却纷至沓来。救助站里骗助、闹助、赖助时有发生，人性化的救助管理需要更高水平的法制保障。

　　身藏利器伤人  如何“强制安检”？

　　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10年来，上海救助管理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条适合大城市特点的人性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救助管理机制，为流浪乞讨人员和困难群体开辟了一条“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绿色通道。

　　但是，救助中“软肋”和“瓶颈”也亟待化解。其中，救助站“强制安检”于法无据，已成一大救助隐患。2012年9月8日，郭姓女子因感情受挫自行前来求助。安检时，值班的工作人员发现她的包内有一把长约20厘米的长柄刀，当即按规定连刀带包替她保管起来。随后，值班员要求检查贴身衣物，却遭到郭某的强力抗拒，认为值班员“侵犯隐私、侵犯人权”。

　　无奈之下，值班员只好让她进入休息室。没想到，情绪不稳的郭某随后在与两名广东受助女孩争执时，用一把藏匿于牛仔裤腰里的折叠小刀将对方头、脸多处划伤。郭某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事后，法院向救助站发来《司法建议书》，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可能致人伤害的钝器、尖锐物、爆炸物等物品的检查力度，并依据相关规定落实保管职责”。可是，救助站却难以找到机场、铁路、轨道交通那样可以强制安检的法律依据。因此，救助人员面对少数抗检者，常常束手无策，只能采取不予救助或劝其离站的消极方法，来确保场所和其他受助人员的安全。

　　2年进站240次  如何“终结救助”？

　　假报姓名地址、重复骗助，是救助站多年来的突出顽症。据上海市救助管理站的不完全统计，2年来有9名求助者反复进站，少则来过41次，最多的240多次。他们中年龄最小的26岁，最大的47岁，个个身强力壮，却把救助站当成免费食堂、旅馆和医院，每天早出晩归，以行骗偷窃为生。在站内酗酒闹事、行凶斗殴、毁坏公物、恃强凌弱，危及工作人员和其他求助者的人身安全；在站外以帮助找工作为诱饵，对其他求助者坑蒙拐骗，从中攫取劳务费。去年12月9日，右手打着石膏的海南求助者杨某进站投诉称，曾随一名骗助者到奉贤打工，在对方3人的胁迫下，他的手被钢管打折后，欲以“碰瓷”手段诈骗一工地老板2.5万元伤残费，按二八分成，伤者只得5000元。幸亏老板报警，诈骗阴谋才未得逞。 

　　这些专事跑站骗助的“职业受助者”，常常采取“一吵、二闹、三要票”的方法重复求助，浪费国家救助资源。一旦遭遇终止救助，他们就起哄闹事，或以自伤自残相要挟。为了处置救助站里砸车毁物的暴力事件，全市已有多名救助人员被打伤、咬伤。

　　救助管理办法第2条明确：“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但未明确如何“终止救助”。因此，不予救助或终止救助需要法律、法规支撑，以便“不该受助者不得受助”有法可依。

　　“隐形”传染病  如何有效防控？

　　受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大多蓬头垢面，满身跳蚤、虱子，身体素质差，健康水平低，老弱病残者多，有的人甚至隐瞒流行病、传染病史。

　　有时遇到红眼病、感冒咳嗽等明显症状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人员尚能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但碰到“隐形、疑似”的肺结核、梅毒等传染病人，他们就无法识别，难以规避。近日，一名外地受助女子精神病发作，又患肺结核，送院治疗时两家专业医院都不肯接收。结果，救助站成了不设防的“精神病院和传染病院”。

　　由于缺少专业医生和基本检验、检疫防护措施，救助人员和受助者都成了病菌、病毒感染的潜在受害者。近年来，职工体检数据表明，救助站工作人员感染各种病毒的概率和受感染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为此，加强救助管理立法、完善安检规范措施、改善医护设施、降低职业风险、加强救助站公共卫生安全和疾病防控措施，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