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电子阅读、电子商务的发展,今天,人们阅读的方式已多元,纸质图书只是阅读的一个来源。同样,卖书也不仅仅只有新华书店一家。到新华书店买书,既是读书人的一种情怀,也是一种选择,可是,新华书店在上海开始之初的情景,却是十分热烈而值得记忆的事情。
壹 进城接管忙开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30日下午,上海市军管会军代表祝志澄、王益兵分两路对正中书局(四川北路新乡路1号)、中国文化服务社(福州路679号)实施接管。在预先通知对方并由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接管仪式上,宣布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接管的命令,要求将所有财产编制账册移交,全体工作人员要认清形势配合政府接管,新政府将对留守人员量才录用:如愿意离开的,提出申请经获准后酌发遣散费;愿意留任的,则进行考核录用等等。接管仪式结束后,宋玉麟等同志奉命到河南中路170号接管正中书局发行所,朱晓光等同志当场开始接管中国文化服务社。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祝上海解放》的新华社评论:“革命的出版、发行大军胜利会师了,一个共同任务就是要尽快地解决上海人民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各种革命书刊。”
很多时候,人们会把新华书店、人民银行、人民邮政相提并论,这三家机构在解放初期的进城经历基本是一样的:5月30日,华东新华书店总店在刚刚接管的四川北路新乡路1号正中书局总管理处挂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上海分行也在5月30日开业;6月27日,华东邮政管理局在上海成立。三家机构都是在“边接管,边建立”的方针下开天辟地,迅速成为遍布市区、城乡二级网络的行业代表。
贰 敞开大门迎大众
经过对存书清点打包、新书上架陈列以及人员招聘培训等紧张的准备,6月5日,新华书店第一、第二临时门市部同时在福州路679号、河南中路170号开业,开启了新华书店在上海传播毛泽东思想、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征程。
不过,新华书店临时第一、二门市部最初是由两个单位开设的。第一临时门市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南下出版工作组设立,经理朱晓光、门市部主任丁之翔。朱晓光同志南下前在中组部集训学习进城纪律时,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交代的任务是“代表中央宣传部用最快速度协助华东方面在上海开办第一个新华书店,以适应我国最大工业城市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第二临时门市部由华东新华书店总店开设,经理宋玉麟、门市部主任邓浩光。华东新华书店总店是1948年7月由山东新华书店总店改建而成,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1949年2月指示经理王益、副经理叶籁士、刘子章率领300多人随军南下,从山东临朐坐船到江苏宝应、扬州经镇江乘火车到丹阳进入上海。直到9月1日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成立(经理朱晓光、副经理宋玉麟、蔡学昌),新华书店在上海的组织机构才算整合、天下一家了。新华书店临时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则有斗志昂扬的南下同志、意气风发的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充满期待的新同志(包括地下党新吸收、接管后留用的同志)三部分组成,人们穿着黄军装、蓝色列宁装,成为新上海别有风采的店员。
宋玉麟同志在三十年后曾撰文回忆:“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在刚解放一周的上海,新华书店正式开始营业,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在上海第一次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一个公开的党的出版发行机构向上海人民敞开了大门。从此,上海广大读者可以在新华书店公开选购、阅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以及党的政策文件,再也不会遭到国民党特务跟踪与迫害了。”
叁 笑意写在了脸上
新华书店最初的店招是朱晓光同志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题字标准体,被放大后用黄色颜料书写在红布上做成横幅张挂在门前。书柜也铺垫着红布,摆放着《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读者盼望日久的文化食粮。这些书来自三个渠道:从天津接运东北、华北地区的一批图书通过火车、汽车,运到上海;由山东新华书店赶印运来的;由上海地下党通过香港寄来纸型后在上海印刷的。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迅速开展编辑、出版工作,在接管后的印刷厂及纸张、油墨等物资的基础上,出版了大批革命书刊。之后半年时间内,华东新华书店在上海出版了134种图书。
5月28日创刊的《解放日报》在6月5日刊载《新华书店今日开幕团体集体购书八折优待》的消息:上海新华书店临时门市部定于今日(6月5日)开幕,经售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书籍。其他大批新书正在赶印中。该店临时第一门市部设福州路云南路口前中国文化服务社原址,临时第二门市部设河南路交通路口前正中书局原址。该店为优待部队、政府机关、职工会、学校及其他团体集体购书起见,决定凡军管会、警备司令部(或其他部队)、市政府所属单位持有各主管机关介绍信,各职工会、各学校或其他团体持有职工会(或职工分会)、学生自治会或其他团体之介绍信前往购书者,一律照原价八折优待,零星门售仍照原价。
《解放日报》6月7日刊出了《新华书店日售新书籍万余册》的新闻:“新华书店自五日开幕后,当天即销售一万二千余册,以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其他马列主义书籍销路最佳。新华文摘与东北各种杂志,购买者亦甚多。昨天据不完全数字,销路和前天差不多,下午虽淋大雨,购书者仍很拥挤。”
6月9日,《解放日报》又以《华北新书继续运到,新华书店顾客拥挤》为标题作报道:“新华书店,从五号开幕日后,福州路第一门市部与河南中路第二门市部,青年、工人、学生、职员等各界读者拥挤。第二门市部统计第一天有一万五千余人前往购买新书,第二天接待一万八千人。第一门市部每天卖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各五百余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共党章》及《关于修改章程的报告》各三百余册,《思想方法论》及《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各二百余册,各种新华文摘、东北画报等杂志销路均很好。现关于毛主席的著作及各种理论政策性的书籍都在赶印中,一周内即可印出,并均批发到各书店去广销……第二门市部,第一天有十四个团体购买,第二天即有复旦、申新二厂等二十四个团体。原有职员说:‘文化界从来也没有这样过!’现该门市第一批从华北华东带来的书籍均已销完,第二批新书已部分来到。因营业兴盛,该门市部开发票的人第一天七个,第二天增加到八个,第三天九个,买书的人亦日见增加。另该店新老工作同志,工作均很积极,本来规定每天早九点半至五点为工作时间,他们却从早八点开始至六点才下班,增加两个小时工作。”宋玉麟同志在主持1981年上海书市与我谈及此景时很有感慨地说,那次书展上读者排队买书、营业员来不及搬书收款的情景与解放初新华书店临时门市部完全一样,读者与营业员互相关照,笑意写在了脸上。
新华书店职工当时大多数是单身青年,过集体生活、睡集体宿舍、吃食堂饭,丁之翔同志曾回忆:“当时的营业员都很年轻,没家庭负担,上海解放了,大家高兴,所以不计较待遇时间。为发行好革命书刊,他们一大早跑到福州路门市部来上班,晚上也集体步行回宿舍。尽管当时每天都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但大家都不知疲倦似的,工作一结束,就在门市部楼上、宿舍大院子里,请曾在宣传队工作过的女同志教唱革命歌曲,请东北革命老区来的同志教扭秧歌舞,听老区来的同志讲革命故事。那时的生活的确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整天沉浸在斗志昂扬的欢腾激情中。”
肆 传播新知作贡献
6月5日,不仅新华书店开业,随军书店书报阅览室、三联书店上海联合发行所等也同时开幕,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连续发布针对同业的出版新规定,既满足读者迫切需求又规范市场。
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新华书店在上海市区八仙桥青年会二楼雪赓堂举办的“解放区出版书报阅览室”开始向读者开放。第一天,从早到晚挤满了人,以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居多。开始三天即有3300余人参观,阅览室为满足读者需要,临时增添50多种图书杂志和南京、无锡、嫩江、延安等解放区出版的20多种报纸,还将工作时间延长3小时(自上午8时至下午9时)。
6月5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联合发行所同时在江西中路270号设立临时营业处复业,当天在《解放日报》刊出的复业启事称:“我们三家书店,从创立以来,发行了二千多种进步书籍,编刊了三十多种有广泛影响的杂志,曾在七十五个城镇开设了分支店,因而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地打击和压迫。到去年十月,我们不得已把上海的店同时结束。但我们本着为人民的文化服务的精神,和准备迎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到来,在香港完成了三店及其附属机构的合并,并在艰难的环境下排好或印好了四十多种新书,以及一些再版书。现在上海解放,我们得和读者诸君重新见面,将以更高的热情和更大的努力贡献于人民文化的发展,希望读者诸君给我们指教和支持。”复业之初,优待三天,一律九折;全部图书,举行特价。
1949年6月6日至6月20日,新华书店在《解放日报》报眼刊出八次广告,主要介绍《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战后国际形势》、《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共产党宣言》等新书。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在6月19日《解放日报》也刊出一份书目,分列最新沪版新书、运到港版新书两类。沪版新书包括《青年修养漫谈》、《杂谈苏联》、《朱元璋传》、《鲁迅传》等;港版新书包括《中国经济的道路(修订本)》、《思想教育举例》、《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子弟兵(北方文艺)》、《七四老人健康访问记》等。
阅读新华书店新书、三联沪版新书、三联港版新书,可看出其中差异,似乎新华书店介绍的新书以政治读物为主体,三联沪版新书偏向青年读物,港版新书则文艺性更明显。三者间,只有《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暴风骤雨》各重复一次。三者差异既与业者的侧重有关,也体现了阅读需求。可惜这种差异不久就被统一了。
1949年9月1日,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成立。上海图书发行事业发展壮大,为普及教育、传播知识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