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戏剧学院宋光祖教授主编的《折子戏赏析》出版，承他赠送一册，我虽未从头至尾把书看完，但也看了好些我有点熟悉的篇章，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现在，也是谈折子戏的新著《名伶名剧赏析》即将付印，宋先生要我也写点什么。当时不经深思便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但拿起笔来，又觉力重千钧，颇费踌躇。我对戏曲其实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只勉强够得上“戏迷”的资格，而且从小就受到“戏”的熏染，那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

　　很小就看了不少久闻其名的“京朝大角”

　　我出身于一个小职员的家庭，家境不富裕，“小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去的。我是独生子，父母管教很严，动不动就要挨打，但同时对我也很宠爱，读书之外，也注意培养我的正当爱好。我们家都爱看京剧，亲友中有位表哥会拉会唱，是位票友，每次到我家来都要教我哼上两句。于是家里就为我买了留声机，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等名家早年灌的唱片差不多都买了。我家以前住在镇江，父亲在南京一家盐号里当经理。每逢有名角到南京演出，总把我接了去，看上一两次。头一次看麒麟童（周信芳）、看言菊朋，都在南京。记得麒麟童那次演的是《苏秦六国封相》，前面几场都是不戴胡子的光下巴。唱些什么则一点没有印象。我家有他两张唱片，一张是《投军别窑》，一张是《路遥知马力》，那是他嗓子最为沙哑的时期。

　　看言菊朋那次他演的是《四郎探母》。那时还没有发明“别”在衣领上的小话筒，我们坐在台下第七排，简直听不见他唱些什么。他穿的“行头”看上去也不大光鲜，看得我一点意兴也没有。倒是家里收藏的他两张唱片《贺后骂殿》与《法门寺》听起来有味道。后来听懂行的朋友说，这两张唱片是言菊朋在唱功上最能显示出他标榜“谭派正宗”的造诣，声腔字韵之考究，令后世即使不学言的人也敬佩不已。还有人说，言菊朋后来唱的《让徐州》等虽然很红，称为“言派”，却又显得有点“怪”了。

　　1939年父亲进上海一家银行工作，不久母亲携我移家来沪，从此定居，从此有了更多看戏的机会。也可以自我吹嘘，我很小就看了不少久闻其名的“京朝大角”。譬如1941年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前一星期，名须生奚啸伯组班来沪，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后改称大众剧场）演出。为壮声势，邀约了不少有相当号召力的名角同来，二牌花旦是侯玉兰，当年号称北京戏校“四块玉”的首席（另三块玉是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后来嫁与李少春。最令人瞩目是老伶工程继先，他是叶盛兰、俞振飞的老师。他不天天演，但有几出戏必定要请他老人家登台，一是《群英会》，看看他演的周瑜是怎样为后辈示范的，二是《得意缘》中的卢昆杰（女主角狄云鸾的新婚夫婿），其他还演过什么不记得了，反正这两出戏我都看过。

　　好看不好看只维系于演员表演才能的或高或低

　　那时我还不懂戏，但演员在台上能不能激起观众热烈的反应我也有同感。比如铜锤花脸王泉奎（金少山的学生）只要一开口，台下必定有掌声，我也觉得他的唱听起来舒服，希望他多唱一点。还有一位小丑茹富惠，也很突出。他演《群英会》中的蒋干，《法门寺》中的贾桂，台上的风头几乎盖过了别的主角，而且一点不俗气。后来知道茹家是京剧世家，又是在“富连成”锤炼出来的，上了台出言吐语，举手投足，都有讲究。小丑可以现场“抓哏”，但要抓得恰到好处，不牵强附会，才显出其修养之不同一般。茹富惠在我的心目中正是具有这种水平的一位丑角演员。

　　奚啸伯那时才由票友下海没有多少年。他那时的唱我认为能吸收谭余马言众家之长而无痕迹，听起来很大气。后来他自成一派了，我倒反而不很喜欢，因为过份的刻意求工，雕琢太明显，不自然了。

　　当时除了黄金大戏院，还有天蟾舞台、中国大戏院（以前叫更新舞台），也常常请北京的名角来演出，父亲总是能满足我至少看一次的欲望，有时还不止一次。戏看多了，原有的心得体会渐渐地趋于成熟了，看戏其实就是看人。戏不过就是那几出戏，但什么人演的却大有不同。好看不好看只维系于演员表演才能的或高或低。有的戏甚至只看关键部分的那几句唱演员唱好了没有。有的老戏迷还这样说，看《四郎探母》只要老生那一句“叫小番”的“嘎调”唱上去了，今天这张戏票钱花得就不冤枉了。

　　我于1949年7月正式进入上海的新闻界，先跑了一年多的政法新闻，于1950年改跑文艺新闻，又以戏曲为重点。而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正是戏曲空前繁荣时期，我接触的不仅有京戏，还有别的地方戏曲，往往前台看戏，后台采访，亲聆了好多我素来仰慕的名家謦欬，增长了不少关于戏曲的知识，也增进了我对戏曲的认识，原有的一些信念越发坚定了，就是主宰戏曲舞台的是演员，戏也是因为演员的表演有特色才得以流传成为典型的。《贵妃醉酒》是与梅兰芳的名字分不开的。“四小名旦”之一的陈永玲演出此剧另有一功，终不及梅兰芳更为观众所钦服。《武松打虎》是盖叫天的精心杰作，后人（包括盖叫天的孙子）演此，都遵循老太爷的路子，但在精神面貌上要逊色得多。

　　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的例子，想在后面再谈。总之，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欣赏折子戏，要看是什么人演的。这出戏某人唱出了名，观众看得眉飞色舞，如果换一个比较差劲的人虽然也是这么唱，便觉还缺少了点什么。再换一个人比前更差，久而久之，这出戏也会跟着湮没了。

　　一出戏所以被某人唱红，自有好多因素如天赋，功力，客观的机遇等等，我又发现一点，演员的性格适合不适合演那一路戏也有关系。这里我想谈谈当年与盖叫天先生接触时暗暗在心里琢磨的一点感受。

　　那是1952年至1953年，我曾撰写了一百篇《盖叫天演剧五十年》的长篇连载，先刊登于《亦报》，后发表于《新民晚报》（《亦报》停刊并入《新民晚报》）。当时竟是那么“胆大妄为”，不加考虑地就这么动起笔来了。一个有利条件是我家与盖老家同住在一条马路上。我家住兴安路西陲近雁荡路，盖老家住兴安路东首近嵩山路，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后门在宝康里，大门面临兴安路。因为房子的天井小，施展不便，盖老每每于夜深人静时开了大门到马路上来练功。盖老那时对某某人写他的一本小册子感到不满，认为其中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跑去跟他一说，他看看我这个人不像个“滑头小伙子”，马上就答应了。我是现买现卖，去跟他谈一次，够写两三天。见报后，反映尚佳，自然也反映到盖老那里。因我的笔下充满了对盖老的崇敬之情，不敢稍有疏忽，这一点盖老还是比较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