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电视剧《甄嬛传》在各地卫视不断重播，“后宫”题材再次成为大众瞩目的热点。自古至今，波诡云谲的宫闱秘事向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但所涉及的内容大都为后妃之间的狐媚争宠，阴谋夺嫡。此类故事虽然曲折离奇，但经历代文人加工演绎后常变得荒诞不经，如宋代“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典型之例。后宫题材虽然大部分被改编成戏剧，供世人消遣喷饭，但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后妃临朝听政却不容忽视，因为她们在中古的政治舞台上也有一番作为，作为古史中最重要的国史，即二十四史也不得不为她们留下不可或缺的印迹。

　　一

　　据正史的不完全统计，从战国至有清，临朝称制（唐代以降又称垂帘听政）的女主约有38人。其中战国3人，秦宣太后、赵威太后、秦始皇之母赵太后；西汉2人，刘邦之妻吕雉、元帝之后王政君；东汉6人，和帝之母窦太后、和帝之后邓绥、安帝皇后阎姬、顺帝皇后梁妠、桓帝皇后窦妙、少帝之母何太后；西晋1人，惠帝皇后贾南风；东晋2人，明帝皇后庾文君、康帝皇后褚蒜子；北魏2人，孝文帝祖母冯太后、孝明帝母胡太后；唐代2人，武则天和中宗韦皇后；宋代9人，真宗刘皇后、仁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皇后、高宗吴皇后、宁宗杨皇后、理宗谢皇后、度宗杨淑妃；辽代3人，述律平、萧燕燕和萧耨斤；元代5人，脱列哥那、斡兀立海迷失、阔阔真哈敦、答己、卜答失里；清代3人，慈安、慈禧、隆裕太后。其中最著名的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是耳熟能详的女主。武则天甚至自立为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女皇专制的奇迹。

　　女主临朝称制时，在形式和权力上与皇帝基本相似。司马迁甚至将西汉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吕后列入“帝王本纪”之中，完全将她作为天子看待。东汉蔡邕在《独断》一文中记载了母后临朝之制：“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少帝。”可见，太后和皇帝一样，都坐在朝堂上，接受群臣参拜。群臣上书奏事，“一诣少帝”，仅是徒具形式，真正掌握实权，处理朝政国事的，乃是太后。汉代太后临朝时，自称“朕”，其所下命令为“制”，臣下称太后为“陛下”，其死则称“崩”。太后还可服天子衮冕拜谒宗庙，并代替皇帝祭祀祖宗。可见，母后临朝就是代替皇帝上朝，行使皇权，统治天下臣民。

　　后妃干政或女主临朝听政，历来为世人诟病。汉代儒学兴起后，根据夏桀、商纣、周幽王宠爱女色、荒政亡国的事实，史家得出“女色亡国”的结论，甚至把帝王宠妃视为“祸水”。汉成帝宠幸赵飞燕、赵合德，宫人无不为赵氏姊妹美貌所惊叹。惟有一位名叫淖方成的宫女，惊呼“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按照五德终始说，汉以火德而兴，水能灭火，所谓“祸水”，即指赵飞燕姊妹是一盆祸水，她们将给汉朝带来灾祸。此本阴阳五行家以事借喻之辞，后来人们便往往将王朝衰亡的罪责加在帝王宠幸的后妃身上。历代统治者还惯用“女祸”来评判后妃干政或诠释历史上某些王朝盛衰兴亡之因。刘向《新序》曰：“禹之兴也，以涂山（禹之妻）；桀之亡也，以妹喜（夏桀之后）。汤之兴也，以有莘（汤之妻）；纣之亡也，以妲己（纣王之妃）。文武之兴也，以任姒（周文王之母）；幽王之亡也，以褒姒（周幽王之后）。”《旧唐书》作者刘昫说：“三代之政，莫不以贤妃开国，嬖宠倾邦。秦汉已还，其流寝盛，大至移国，小则临朝……历观前古邦家丧败之由，多基于子弟召祸，子弟之乱，必始于宫闱不正。”刘向、刘昫等人将三代的兴盛归功于“贤妃”涂山、有莘、任姒，而把三代的衰亡归咎于“宠嬖”妹喜、妲己、褒姒等人，还认为历代王朝的祸乱都“始于宫闱不正”。这实际上和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观念一脉相承。其实，历代王朝的盛衰治乱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后妃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历史上多次出现宠嬖引祸、后妃乱政的事实，也仅仅是那些王朝衰亡的诱因，导致衰亡祸乱的真正根源并不在她们身上。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社会里，妇女始终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后妃不可能与帝王具有同等的权利，她们时常被排斥于政治领域之外，因而有后妃“干政”一词的出现。帝王掌权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女子擅政即遭人非议，称王称帝则更是大逆不道。如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就被后人唾骂：“僭窃天号，恣行凶虐，毒流内外，逾二十年。”总之，古代女子的职责仅是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如果参与政事，就被认为将给社会带来祸乱。

　　二

　　那么，历史上为何又会频频出现后妃临朝的状况呢？其实，女主听政制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幼主登基，天子多病，君主昏庸，皇帝无子、外藩继统等，后妃就有可能临朝听政，行使皇权。换言之，后妃临朝是帝王统治天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后妃临朝、外戚干政与宦官、权臣专权一样，都是在君主本人不能亲政情况下的替代形式，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变通的实现方式。而历史早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以天下为一人私产的君主专制是一种权力最无制约的体制，也是最容易导致腐败的制度。正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旧史家在论及后妃外戚干政所表现出的腐朽性和残暴性时，似乎忘记了一点，即一旦无道昏君在位，其统治的腐朽、残暴程度比后妃、外戚干政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还要看到，有些王朝之所以出现后妃干政和政治祸乱，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政治腐败和社会政治总危机的结果。

　　《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乱淫，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以后第四代君王是夏桀，夏桀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尚书》说桀不用贤良，不忧恤士民，“乃大淫昏”。在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词中说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人们痛恨夏桀这个暴君，宁可与其同归于尽。殷纣王昏庸残暴，他杀比干，逐忠良，不理朝政，终日歌舞，厚征暴敛，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彻夜长饮，最后以淫暴亡国。可见，夏、商之亡应归咎于夏桀、殷纣，同妹喜、妲己并无多大关系。从表象上看，周幽王宠爱褒姒，为求其一笑，不惜妄举烽火，失信诸侯，致使国破身亡。其实，西周之亡并非因一朝一夕之故，即使没有褒姒和烽火戏诸侯等偶发事件，西周也会覆灭。覆亡西周的是以犬戎为主体的申、缯、犬戎三族的联军，当时犬戎文明虽然落后于中原，但军事力量却超过西周。说什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实是“女祸”谬论的源头。那是借偶然性事件来掩盖历史的必然性。西周姬姓王朝由盛转衰，至幽王时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激化，王室已经完全丧失了统治能力，这个衰朽的王朝只能走向覆灭。周秦以降，因帝王沉湎于女色、怠于政事而败身误国者，代不乏人。但这并不能完全由后妃负责，连封建政治家也知道这一点。王安石在《宰嚭》诗中写道：“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王安石认为，吴王夫差不辨忠奸，误用奸佞宰嚭，杀害忠臣伍子胥，才是吴亡的真正原因，而西施则完全是个无辜者，连浣纱的春水都为之鸣不平。又如唐玄宗时期杨贵妃受宠、杨国忠专权，根本原因就是玄宗自己晏安耽乐、昏庸腐朽所造成的。《新唐书》在总结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时说：“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力戒。”乃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安史之乱，唐王朝由治而乱，由盛而衰。造成这种原因，岂能由杨贵妃负责？若不是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杨贵妃又怎能“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若不是“君王游乐万机轻”，又怎会酿成安禄山叛军的“渔阳鼙鼓动地来”。鲁迅在《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中说：“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并且指出：“女人替自己和男人的伏罪真是太长远了”。古代中国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由昏君、奸佞而造成的社会动乱远远超过后妃所引起的祸乱，但封建统治者和旧史家却从来不提“男祸”，而只把宠妃视作祸水，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偏见。

　　三

　　然而，我们在否定“女祸”论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历史上的后妃临朝或外戚干政确实容易导致天下扰攘，社会动乱，如东汉何太后、西晋贾南风、唐代杨国忠、北魏胡太后、清末慈禧即是典型。这就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因此，如何正确评价后妃外戚专权并非易事，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考量。

　　对这个问题，旧史家往往从后妃的自身素质方面寻找原因。王夫之就批评汉代母后“所见所闻不出于闱闼，其择贤辨不肖、审是非、度利害，一唯琐琐姻亚之是庸”，故“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也”。（《读通鉴论》卷7）应该说，王夫之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后妃之所以取得君主的宠信，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治核心，主要是凭借色相而非才能，即所谓“女以色进”。所以，大多数后妃文化低，素质也较差。再加上自年轻时即选入深宫，与世隔绝，对于国情民意一无所知，更没有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一旦让这些毫无政治经验和素质的人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确实容易滥用权力，或者委政外家，宠信亲党，或者排斥贤良，卖官鬻爵，从而导致政治腐败。但是，如果仅仅根据后妃缺少政治见识和能力这一点就得出“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的结论，把后妃临朝所带来的问题全部归之于她们的素质低下，则不免有些绝对。实事求是地讲，后妃临朝的负面影响并不完全由她们的素质所能决定的。如果我们将目光集中于整个君主专制政体就会发现，所谓“女祸”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后妃的统治合法性不足造成的。

　　后妃临朝虽有一定礼法上和道义上的合理性，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女主临朝毕竟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正常形态。从帝王制度的正统性来看，只有君主的身份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国家的最高法人代表，而君主的权力又是不可分割让渡的。所以，由后妃来代表君主、行使皇权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僭越君权、“窃弄威柄”之嫌。再加上男尊女卑观念的长期影响，皆将男性当权视为理所当然，而习惯性地把女性当政视为阴盛阳衰，当作是一种阴阳失调的不祥之兆加以反对。所以，无论后妃临朝有多少条理由，也无论某些后妃，如武则天多么有才，但从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君主专制的基本精神来看，都比不上君主本人、甚至如唐中宗一类昏君亲自掌权来得名正言顺、令人心服口服，从而使后妃临朝一开始就潜伏着合法性的危机。

　　王夫之曾对史书上褒奖后妃贤德一事非常不满，认为不论贤德与否，后妃干政都是不应提倡的：“故奖妇贤者，非良史之辞也；事女主者，非丈夫之节也。司马温公历鉴于汉、唐，而戴宣仁后以行其志，佞者为之说曰：‘母改子道。岂非过乎？’”（《读通鉴论》卷7）他的这一态度正可以透露出，女主干政的合法性的确是“先天不足”。连司马光“奉戴”高太后，辅佐朝政，都给人以攻讦的口实。在这种情况下，临朝听政的后妃为了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会更多地诉诸暴力和威慑手段。因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任何统治都不能缺少两个要素，一是暴力的强制性，二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通过前者，使被统治者由于慑于暴力而被迫服从；通过后者，使被统治者由于意识到这种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产生自觉的服从。在通常情况下，一种合法性高的统治，会使统治者感到安全，使用暴力就少，合法性低的统治则会使掌权者缺乏安全感，因而也更多地依赖于暴力手段。后妃或外戚掌握最高统治权既然没有君主本人当权那样具有合法性，遇到的阻力或反对力量必然会更大，当然就会更多地诉诸暴力镇压，而滥用暴力必然会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社会动乱。

　　正是由于缺乏安全感与政治合法性，母后临朝一般都会采用两种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第一，重用外戚，利用裙带和血缘关系建立后党派系，扩大统治基础。古代重视男女大防，且宫禁森严，后妃一般无法直接与外廷官员接触。但是，母后之所以信任外戚而不敢让其他人参与政治，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缺乏合法性，害怕其他政治势力，特别是皇族的反对，而只能以同姓亲属作为统治骨干，如西汉吕后临朝时，即“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史记·外戚世家》）其二，宠幸宦官。大凡女主当政时，由于女主同身为男性的外廷朝臣交接不便，遂不得不依赖宦官来沟通内外，这就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机会，同时亦成为女主临朝的重要特征。《后汉书·宦者传序》云：“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随着女主对宦官的依赖，宦官的职权范围便突破了内廷杂役的限制，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此类情形，在女主听政时期屡屡出现。

　　需要澄清的是，后妃干政虽然易致动乱，但也不全是“女祸”，不能一说“后妃干政”就直接与“女祸”画等号。也应该看到，某些情况下后妃临朝也确实在维护专制帝国的政治稳定方面起过积极的、正能量的作用。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里，皇后在封建国家中的地位颇为尊贵。史载：“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祗承宗庙，母临天下”，称之为“海内小君”。当皇帝因突然死亡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理政、继承人未定的情况下，母后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皇权的象征，其身份最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这时候只有由母后出面选择皇位继承人、主持新君继位才最合乎礼法，才能使皇位继承人具有合法地位。否则，就无法度过政治危机，就会使整个国家机器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的后妃临朝，无疑是有利于皇权的顺利继承。此外，在皇帝年幼或患病不能理政的情况下，由太后临朝听政，由外戚实际当权，毕竟可以部分地填补权力真空。至少可以使皇权得到某种象征性的维持，使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确实要跳出旧史家的窠臼，避免不加分析地夸大后妃临朝干政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