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推出电视剧《大地缘》开始，赵冬苓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剧本。不同于一般女编剧的感性、细腻，她的作品有很强的辨识度——厚重、大气，紧扣时代脉搏，追求个体、家国与历史的融合。从早些时候的《孔繁森》、《任长霞》、《上学路上》，到近年来的《沂蒙》、《中国地》、《我的父亲母亲》，这种思考与坚守一以贯之，并总能“叫好又叫座”。

　　和赵冬苓的采访，约在北京她儿子的家中。正值北方初秋，一袭简单灰衣的赵冬苓坐在客厅里，向记者娓娓道来几十年的编剧生涯路。谈及做这一行最大的感触，她用“很愉快”三个字来形容，“创作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愉快的感觉，没法想象如果有一天不写剧本了会怎样。”

　　1 改编《红高粱》“没束缚”

　　把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搬上荧屏，是今年电视圈的一件大事，同为山东人的赵冬苓正是这部戏的编剧。

　　说到挑起这个重担，她直言是“被裹挟”：“一开始山东卫视找到我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毕竟珠玉在前，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影响力都太大了。”但制作方数次登门的诚意打动了赵冬苓，最终她“押上半生功名”，忐忑接手改编。

　　为了剧本创作，赵冬苓去了一趟莫言的家乡高密。“并非想发现什么故事，然后直接拿到剧本里来用。因为经历过书中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在了，今天的高密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但她认为，身临其境与闭门造文就是不一样，“我会觉得很有底气。所以不管写什么，都坚持去当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一次高密之旅，也让她抛开忐忑，建立信心：“特别是莫言的大哥，他一直跟我说要放松心态，给了我很大鼓励。”

　　写完大纲后，她和莫言见了一面，聊了聊改编的想法。“《红高粱家族》之所以那么火，就是因为张扬人物个性，追求精神解放。莫言希望改编上能秉持这一点。”土匪文化也是莫言期待剧版《红高粱》能保留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土匪，但很少有文学、影视作品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这一现象。所以电视剧对这一块将会予以浓墨重彩。”赵冬苓说。

　　在此之外，莫言和赵冬苓一致认为“不要受原著任何束缚”。在赵冬苓看来，小说与剧本是两种艺术：“小说可以主要抒发感情、表达意象，但电视剧必须得有庞大、扎实的故事情节支撑。”为此，她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扩充，并重新塑造和编织了人物性格、关系：“比如原著中一笔带过的县长曹梦九，我以他为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一个非常有理想的民国基层官员朱豪三。”

　　2 “四分钱”踏上影视路

　　1953年出生的赵冬苓从小就喜欢写作，但时代的无奈阻断了她的求学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读初一的赵冬苓被迫辍学，加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幸运的是，这段“插队落户”的经历并不长，三年后的春天，她成为了率先“回城”的一员，进入济南一家经济单位做行政工作。

　　在当时人的眼里，这份工作体面又安逸，但对赵冬苓来说，那段记忆里满是灰色的阴霾：“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在机关呆了18年，感觉和18天没什么区别。”工作之余，她也写小说，但苦闷于找不到创作方向，“那是一段特别孤独的个人奋斗过程，充满了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材料，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成就。”

　　1987年对赵冬苓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她调入刚成立不久的山东影视制作中心，从此打开影视剧创作的大门，开始在这条路上“狂奔”。很多人都知这纸“调令”改变了赵冬苓的人生，却不知它背后有一个传奇的“四分钱”故事。“当时听到中心成立，我特别想去，就给广播电视厅的领导写了封信，那时候本市平信邮寄费才四分钱。”赵冬苓本不抱太大希望，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厅里就派人告诉她，可以借调过去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我当时一没名气，二不认识领导，仅凭一封自荐信就调进来，实在是太幸运了。”

　　1992年，赵冬苓写出了第一部电视剧《大地缘》，并因此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她透露，这部电视剧的“出笼”颇为坎坷：“当时电视剧基本没市场，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找谁投资，为了资金我们费了很大力，中间一度都绝望了。”赵冬苓直言这部戏对自己来说特别关键，“假如当时放弃，可能编剧梦也就破碎了。”

　　3 实地走出来“主旋律”

　　“主旋律”是赵冬苓早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她写过很多《新闻联播》里的时代先锋，电视剧《孔繁森》和电影《郑培民》、《任长霞》更构成她创作年表中的“当代英模三部曲”。

　　许多人评价，赵冬苓是极少数能将“主旋律”写得好看的编剧之一，她笔下的英模人物，血肉丰满、个性突出，不仅有高尚的信念和追求，也有遇到困难时的矛盾和痛苦。“他们也是普通人，也会有七情六欲，只‘提纯’英雄事迹反倒显得不真实。”赵冬苓倾向于展现英雄的凡人情缘。所以，《孔繁森》中，援藏楷模孔繁森会因为电话里母亲一声“三儿”，跪倒在地，颤抖着叫了一声“妈”；《郑培民》里，省委书记郑培民会掏出五块钱给老伴买双三块钱的鞋，然后等着人家找两块；《任长霞》中，执法如山的任长霞会在深夜探查案发现场时，因为夜猫子的叫声，吓得躲在战友身后……

　　为了挖掘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赵冬苓下了苦功夫。每次创作开始前，她都要去当地采访：“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她）的事情。我写这个人的前提是，我被他（她）感动了，我认可他（她）。”

　　孔繁森去世后，赵冬苓曾两度进藏，克服严寒气候与高原反应的困扰，辗转拉萨、日喀则等多地，走访他的亲友和同事。“第一次去正赶上孔繁森的追悼会，两个藏族青年哭倒在地，身上全是土和泪，拖都拖不起来。”这让她深受触动，“当时我就想，非亲非故的人能伤心成这样，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走访孔繁森简陋的家时，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人无意中拉了一下衣柜的门，里面的衣服‘哗’地倒了出来，全是孔繁森收养的小孩子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的。”这个细节也让她体会到了孔繁森对藏族孤儿深深的爱。

　　4 生活中发现“好故事”

　　赵冬苓的很多作品，都缘于生活中独特的发现。2003年，她受邀去宁夏西海固采访。一行五人，白天在黄土中颠簸，晚上睡在农家炕头上。“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我听说同心县人特别会做生意，‘早上出门拿一个鸡蛋，走出五里路，这个鸡蛋就能变成五块钱’。这句话当时在我脑子里一闪，创作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于是就有了后来斩获国内外多项大奖的《上学路上》。这部电影里，小姑娘王燕为了不辍学，从家里偷了十个鸡蛋作本钱，最终为自己挣够24.8元学杂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也因为慧眼独具的观察力，赵冬苓写出了2011年的热播抗日大剧《中国地》。此剧缘自网上一篇不到2000字的文章，介绍东北沦陷期间，辽宁朝阳清风岭14年对抗伪满洲国统治，不被日军占领的历史。这篇小文章引发了赵冬苓的强烈兴趣，并促使她前往当地考察。“到那后还发现有‘九反朝阳’之说，也就是历朝历代都没能把这儿的人治服帖。”这让赵冬苓如获至宝，创作电视剧《中国地》的想法由此产生。她将原本一千多字的短文扩充为一部长达三十八集、剧情跌宕起伏的电视剧，并塑造出赵老噶、王思恺、杜二脑袋等一批极具个性的“平民英雄”形象。该剧的热播也让这段鲜有人知的抗战传奇一朝传遍天下。

　　生活中的赵冬苓相当朴素，“我不化妆、不美容，也没有任何首饰。钻石对我来说就是石头，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价值。”除了写作，她基本上没有其他爱好：“几乎不出门，每天就是写作、查资料、看书，只有傍晚会和先生一起出去散会儿步。”赵冬苓认为介入生活的姿态很重要：“作家在生活中是观众而非演员。各种聚会参加多了，就变成了演员，一直被人关注，很难再观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