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14时50分，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候仁之先生在医院病逝，享年102岁。他的一生丰富跌宕，信念却单纯如一。

　　遗憾

　　已渐日落，还不时有年轻的面孔在北大燕南园61号的院门口驻留，用白色颜料手写上去的简易门牌钉在院门口的树干上，这成为主人故去后缅怀者最重要的拍照留念处。1951年，侯仁之就偕夫人张玮瑛搬进了61号院，这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当时由于院系调整，陆续迁入的学者较多，这栋原为燕京大学教师宿舍的二层小洋楼也被分给两家使用。侯仁之住在院落深处，为一片绿色所包围。侯仁之的长子侯方兴告诉本刊，像丁香、珍珠梅等很多树木都是几十年里父亲种下的。“他爱扫院子，下雪或者落叶后，他就扛着扫帚一个人出来扫，一直干到90岁。别人一把竹丝大扫帚用好几年，我们一年连修带补还得至少用两把扫帚。” 

　　一楼较大的房间既是张玮瑛的书房也兼客厅。一张小书桌、被挤在墙角的电视机，除了几件硬木桌椅用以待客便再无更多陈设。10月28日上午，侯仁之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如今骨灰还供奉在客厅的方桌上。没有香烛、供品，两侧大捧白色、黄色的菊花让房间显得肃穆、简朴又不乏温馨。“父亲的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他晚年腿不好还是坚持自己上下楼，下楼时就背对着楼梯退着下来。”侯方兴说。二楼除了书房，侯仁之还把封了顶棚的凉台和另一个房间都开辟成了自己的科研“战场”。“他特别得意自己的安排，三张桌子上摆满了三个不同科研项目的材料。”侯仁之晚年的起床时间很早，通常清晨4点左右就已经开始工作。“他的工作效率很高，当天安排的事都提前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三个不同的工作轮换着做，他说这样能一直保持好的精神状态。”因为身体原因，侯仁之两三年前就不得不长期在医院居住。书房和凉台都堆满了他的书籍、文件和地图。根据侯仁之生前的意愿，他的藏书从几年前就陆续捐赠给北大图书馆和城市与环境学院图书馆。

　　生于1911年12月6日的侯仁之再有一个多月就该迎来自己的102岁寿诞，但是自5月肺部感染后，他的身体状况就出现几次险况。“大概是之前两个月，医生曾打电话来报过一次病危。”在被转入ICU病房护理后，他的身体各项指标又逐步恢复了平稳，这让家人们才略感欣慰，谁也没想到病况变化得如此突然。“21日白血球突然就涨到了4万多个，22日早上回落到1.6万。我正准备去医院时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你们快来，侯先生不行了’。”赶到医院的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尹钧科跪在病床前郑重地磕了三个头，他于1965年和1978年曾两度考上侯仁之的研究生。“我是山东人，磕头是我们对长辈表达敬意的最高礼节。”现年72岁的尹钧科也是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主要工作的承担者之一。1958年建设“十大建筑”的时候，施工人员发现了城市地下埋藏有古河道。“当时建筑地基没有现在这么深，河道走向等都会影响建筑的沉降速度，这对建筑规划的影响很大。”当时，侯仁之受命研究北京地区的地下河道情况，他也提出了编辑北京历史地图的想法，并得到梁思成的支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9年《北京历史地图集》才开始编，第一册到出版就用了8年。“写文章时，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想办法一笔带过，地图是要求相当精确的，一个地址的精确位置不仅需要文献去考证，还得去实地考察。”尹钧科说。第一册涵盖了北京市政区沿革和北京城自金朝建都至民国时期的城区演变，这一册在出版后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盛赞：“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 

　　八十六七岁的时候，侯仁之曾因为腰椎血管狭窄做手术。这次手术发现病情比想象中要严重，这也使得他的腿脚自此不那么灵便，偶尔需要轮椅代步。侯方兴记得，术后他希望父亲配合在医院做三天复健训练。“他很生气，冲我嚷：‘我那么多工作要做可怎么办？’”当时，侯仁之的主要精力就在《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的编辑上。而第二册的主要内容是史前时期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及北京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这一册的内容已经超脱出传统沿革地理范围，反映的正是侯仁之对历史地理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上限的主要观点：应该“扩展到从‘中全新世’以后的历史时期，也就是扩展到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开始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 

　　“就差两天。”尹钧科不无惋惜地说。第二册于1997年出版后，第三册于2001年立项。根据当时的立项报告，第三册会以图幅展示北京地区历史时期的城市、人口、经济、文化、交通、水利、灾害、军事等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以及由于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北京地区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如河流改道、水土流失、湖泊消亡、森林砍伐等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内容。“样册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和家人说好过两天就拿过去给他看，他一定很开心。”这套侯仁之历时30多年编纂的心血之作终将合集出版，他还是没能等到这一天。 

　　侯仁之生前便留下了“不搞遗体告别，丧事从简”的嘱托，而他唯一的心愿是希望能把吊唁活动的场地安排在北阁。“因为那是在燕大念书时，侯先生与张先生两人常相约见面的地方。”尹钧科说。 

　　1932年，侯仁之拿到奖学金入读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是他一生为学的起点。但是要理解侯仁之一生为学的激情和坚韧，他如何做出这“冲动”的考学决定才是起点。1931年是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学度过的最后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失利使刚满20岁的侯仁之陷入愤懑和报国无门的迷茫中。当时他意外地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那作者的署名是顾颉刚。” 

　　侯仁之不知道顾颉刚是谁，但这篇文章似乎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本打算依照父亲的意愿去学医的侯仁之决定毕业回家乡教书，以实践顾颉刚所说的“到民间去”。侯仁之后来回忆，毕业前夕，当他把自己的所有想法告诉校长时，校长说：“顾颉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你不如考燕京大学历史系，这样更好。”谈话后，侯仁之立即写信给在天津学习的弟弟硕之，征求他的意见。弟弟回信说：“学医可以为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例如鲁迅和郭沫若就是很好的榜样。”弟弟的话才让侯仁之坚定了选择。

　　大学二年级时，侯仁之开始聆听顾颉刚开设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历代疆域及地方政区的演变。1934年初，由顾颉刚和学生谭其骧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并出版刊物《禹贡》。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张宝秀是侯仁之的博士生，她告诉本刊：“《禹贡》的英文翻译虽然是‘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但内容是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主要考察政区疆界的变迁，只有少量涉及河道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但是“禹贡学会”帮助侯仁之建立起了“历史”与“地理”两门不同学科间的桥梁，而沿革地理中涉及的疆界变迁研究在国土沦丧的社会大背景中也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