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2年，北生所年仅41岁的研究员李文辉在《eLife》杂志上发表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国内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然而，更重要的是，李文辉自2007年来到北生所以来，在过去5年里只发过一篇小文章。一个科研机构竟然容许自己的工作人员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唯SCI论”“跑项目”的氛围里难以想象。 

　　李文辉的自由，是北生所的独特机制所赋予的。王晓东用了一句与当过总统的捷克作家哈维尔同样的话，“要让年轻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制度上的保障。由于政府的全额拨款支持，北生所的研究人员不需要再花时间去外面申请各种各样的基金或项目。所里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以5年为一个周期。在5年内，每年的研究经费不用申请就如数下发。但5年后的考核用严格的国际同行匿名评估的办法，是不尽人情甚至是残酷的。所有科研设备的使用都奉行“谁先预约谁先使用”的原则，一律平等共享。在所里每周都举行的非正式学术交流会上，人们可以没有顾虑地直接向任何人提出质疑，但原则是“批评不出房间”。在北生所的网站上，凡是提到王晓东的新闻，对他的称呼都没有官衔，而仅仅是“博士”。“北生所没有人害怕王晓东。”鲁白这么说。 

　　即使是招待来访的记者，王晓东也只是请吃盒饭。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边吃边聊时，他解释说，这间是所长办公室，所以稍微宽敞些。他自己的实验室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实验室一样大。接着，他又像捡了个大便宜似地笑着说，“如果不用开会出差，呆在所里时，我这个所长还是比较闲的，没有人找我签字报销。因为我们的权力都已经制度化了。” 

　　“做科学有一个悖论：最有创造力的是青年人，但他们的资源总是不够，而科学资源总是向有成就的人倾斜。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 

　　王晓东说。所以，在应聘所长之时，他就在“竞选方案”的PPT上展示了一句话：“要让处于创造力最高峰期的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有资源、有条件地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句话后来被他凝练成一句英文：empower young people（赋予年轻人能量）。自由即权力。他所作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年轻人自由地探索科学天地。 

　　难以“脱傻”

　　“北生所今天取得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10年前的想象，同时，当时我也没有想到，我会遇到那么多困难。我感觉就像是一句俗语所说的，‘炒房炒成了房东’”，王晓东说。 

　　这10年，为了北生所的发展，王晓东做了很多琐碎但又不得不做的事情，都与他科学家的角色不相干，甚至与所长的身份也不符合。比如，不像清华、北大的教师子弟有校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北生所的研究人员大部分都从国外引进，他们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难题。前几年，北生所好不容易通过“共建”的形式，与海淀区一家小学达成协议。但不久，国家的新政策统一禁止了这类做法。于是，王晓东又得重新寻找别的解决办法。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他不愿再细说。不过，王晓东的朋友则透露，他“酒量还可以”。“起初，确实是如果有人要跟我喝酒，我就跟他们喝”，王晓东坦言。在国外生活久了的人，刚回国时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被海归们戏称为“脱傻”。王晓东一开始也曾尝试积极“脱傻”，但很快就想明白了，不能突破底线去做事，否则就丢掉了创办北生所的初衷。“所以我就不‘脱’了，傻就傻吧，酒也不喝了。” 

　　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值得抨击或令人沮丧的。但王晓东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只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对自己的锻炼。此外，他还想得更多：“我们海外回来的人，往往喜欢批评国内，但其实，批评容易建设难。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那么，我们中国也需要有人这样长时间地做建设性工作。我自己感觉，现在国内大家似乎对谁都不满，对批评更有共鸣。这不是我成长时受到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但北生所正面临着新的局面，在其开始创立的2003年，中国政府对科研领域的投入是1539.6亿元人民币，10年后的2012年，中国科研经费已增长到了10298.4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10年来，北生所的科研经费一直徘徊在1亿多元，而中科院一个所一年的科研经费就可以达到几个亿。因此，当年北生所的优厚条件，在如今的大环境中，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近两年，一些从北生所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跳槽去了别的地方。正是看到这一情况，饶毅才写了好几篇博客，为北生所鸣不平。他指出，北生所现在的处境是“既缺乏体制内的好处，又正在丧失体制外的优势”。 

　　不过，王晓东倒看得很开，他认为对于做科研来说，钱太多了未必是好事，经费“将将够”就可以了，因为钱多的时候，人们都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设项目花钱上，反而不会潜下心来做科研。此外，在这种人员的自然流动与淘汰中，仍愿意来北生所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安心做科研的人，也是王晓东希望找到的人才。

　　到今年年底，王晓东的第二届所长任期就要到期了。对于北生所内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性科研环境与文化氛围，王晓东并不担心会因为他的离任而消失。然而，北生所有诸多“先天发育不良”，比如，在经费渠道与人员晋升等方面还有未理顺的问题。 

　　在北京郊外偏远的“乡村”，王晓东站在这个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里，遥望主流科研体系的快速扩张之势，他依旧温和而坚韧，并且继续把自己的工作简化为一句话——“做正确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