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旨在严惩泄密行为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6日午夜在参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法案将于13日正式公布，一年后开始实施。此外，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4日正式启动，并召开首次会议。回想安倍的竞选口号“恢复日本”，他究竟想恢复一个怎样的日本？我们请专家来谈一谈。 ——编者

　　1　战后版《军机保护法》

　　问：自民党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令人们不禁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军政府推行的“军机保护法”。请问，两者有何异同？

　　答：安倍的竞选口号是“恢复日本”。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与当年的《军机保护法》进行比照，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安倍“恢复日本”的含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军机保护法》的历史沿革。1871年8月制定的《陆海军刑律》第70条规定：“凡泄露军机和军情、暗号等，以及传播机密书籍者，均以谋反罪论处”。但其适用对象为军人和军属，不包括其他国民。1888年12月，陆军和海军刑律被分别修订，具体定义了“军事秘密”，并将适用对象扩大至普通民众。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1899年颁布了旨在“保护军事秘密和图书物件”的《军机保护法》。1908年，日本政府再度修订相关法律，处罚力度被极大强化。

　　从推出方式来看，《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与《军机保护法》均由政府强推，并遭到质疑。同时，两者在秘密涉及范围与界定方面也十分相似。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以日本陆军省为中心，海军省、内务省、司法省配合，于1937年对《军机保护法》进行全面修订并强力推动。其间，议员对何谓“军事机密”、由谁裁定的质疑不断。议员升田宪元就质问：“最重可判死刑的重要法律，岂能不根据敕令，而根据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的命令裁定？”但这些意见被作为“少数意见”而遭否决。同年8月13日，《军机保护法》（改订版）正式颁布实施。根据该法，“军机”的范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发布“省令”决定。

　　眼下，《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涉及防卫、外交、间谍活动、恐怖主义活动4个方面，所涉范围与《军机保护法》大同小异。同时，该法也是安倍及自民党无视众意，强力推进而确定的。安倍在回答在野党提问时称，“特定机密”的范围，由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决定。这也和《军机保护法》相关规定相似。因此，有人称之为战后版《军机保护法》。

　　《军机保护法》酿成了诸多冤案。《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最近刚获通过，是否会酿造冤案有待观察。但今年10月22日，负责“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审议的国务大臣森雅子在记者会上称：“即便是采访活动，也将成为处罚对象。这令不少人心存疑惑甚至极度忧虑。

　　就社会氛围而言，战时和今天的日本，在右翼占据政坛主流、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两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安倍无法使日本“舆论一律”。

　　二战时，《军机保护法》不仅是政府打压国内反战之声、扫除异己、发动侵略战争的“棍子”，而且是剥夺民众知情权，肆意扩大侵略战争的“幌子”。由于战时内外宣传由内阁情报局统一掌控，因此，“睁着眼睛说瞎话”是日本媒体报道的常态，否则必遭惩罚。

　　今天的日本媒体，并没有全然“睁着眼睛说瞎话”。12月8日，《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获得通过后，日本共同社就指出：“日本政府和执政党不顾反对，强行在国会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凭借执政党在国会的压倒性多数议席，政府今后可能全面推行具有‘安倍色彩’的政策。”1938年至1941年间，日本政府以“整顿恶质不良报纸”为由，将多达739种的日本报纸裁减至54种。这也是安倍无法做到的。

　　有着惨痛历史记忆的日本民众，也和当年受军国主义和皇国思想教育的民众不同。但随着一代代人的离世、侵略历史一再被否定、遗忘，日本是否会重蹈覆辙，日本民众及世界舆论对此确实不能掉以轻心，需高度警惕。

　　2　在野党乏力难制约

　　问：安倍为何执意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借鉴历史，您认为它们运行的前景如何？

　　答：今年12月4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举行首次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会议主要讨论了年内制定“国家安保战略”、如何应对中国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等问题，将“中国的急速崛起和积极活动”明确定位为日本面临的安全保障问题。安倍在会上称，要将中国的防卫能力分析清楚，“必须弄清楚我们的防卫能力和他们（中国）的能力的差距等”。在同一天举行的党首辩论中，安倍还说道：“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成立后，如果不保护秘密的话，其机能无法实现”，并不断强调该法案的必要性，称“例如中国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和我国重合，我们需要讨论和对方的防卫能力有何差距，能否做出恰当的应对。关于我国战斗力的讨论当然包含很多机密信息，现在没有惩罚措施，政治家即使将机密外泄也不会受到惩罚”。毋庸置疑，安倍执意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以及这个核心成员为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的日本版“国安会”的主要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制衡中国。

　　另一方面，斯诺登曝光美国大量机密，揭露美国对盟国领导人进行长达10年的窃听，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伤害，而且在美国与盟国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裂痕。美国担心，对“保密”缺乏有力惩戒的日本若发生类似事件，将使美国再次受损蒙羞。安倍执意推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无疑也有强化日美同盟的考虑。

　　安倍已然在他既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去年，自民党东山再起时就已经明确将修宪列入竞选纲领，并在之后将其列为2013年度行动计划。安倍也多次表明修宪意愿，并试图为放宽修宪提议条件而修改宪法第96条，但在遭到舆论反对后，改为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今年10月初的美日防长和外长的2+2会谈中，行使集体自卫权正式获得美国支持，并被写入共同文件。如果自卫队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则宪法第9条将成为空文，安倍政权将全面致力于修宪。

　　舆论担忧，《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加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配置，更将在日本政坛形成“密室政治”，使安倍政权能就国家大事私自制定政策，并将其指定为“特定秘密”，不仅不让国民知情，甚至连国会也无权对此审议和监督。这甚至引起了政界外人士的公开反对。12月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益川敏英教授等著名学者在东京举行记者会，发表了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声明。声明指出，“试图强行通过这一法案的执政党，与发动战争的二战前政府没有什么两样”。翌日，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高畑勋和著名影星吉永小百合等260名影视界人士，发起成立“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电影人之会”，并称该法案“令人忍无可忍”。

　　当然，安倍已为一意孤行付出了代价。日本共同社8日和9日实施的全日本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7.6%，比上次11月的调查急剧下降10.3个百分点，自去年12月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以来支持率首次跌破50%。事实已经证明，该法案的通过也成为安倍政权支持率的转折点。但我认为，《特定秘密保护法案》与“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并不会因此走到尽头，而将恶性发展，成为日本继而修宪、所谓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的转折点。人们的担忧将逐渐成为现实。

　　需要看到，尽管在公明党的要求下，《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进行了修改，写入了有关尊重国民知情权与报道采访自由的内容，但这个原本应起到制约作用的政党并未阻止法案的出台，甚至只是认可了修改后的法案。而舆论不能阻止安倍政权一意孤行。这是因为除非出现重大变故，近三年内日本不会举行大选，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又占据多数议席，安倍将肆意推行其政策。即便到了下次大选，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在野党中，也没有哪个政党有实力取代自民党。安倍如此一意孤行并非毫无准备，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定早有预判。他很清楚，日本民众目前的反对，多是针对知情权被侵犯而发泄不满，政权能否稳固依然得看安倍经济学能否奏效。显然，安倍对自己有着膨胀的自信。

　　3　或比小泉走得更远

　　问：不同于第一任期，安倍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似乎大权独揽，并试图让首相在“危机”出现时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在您看来，安倍1.0与2.0时代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不同？

　　答：安倍在第二任期内使首相在应对“危机”时拥有更大控制权，以及使自卫队逐渐突破“专守防卫”，这是对小泉路线的忠实继承。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案”，不仅使首相权限进一步扩大，而且使日本自卫队行使武力的时间从“遭敌人入侵后”，提前到“受敌人威胁时”。2007年安倍执政后，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今年4月19日又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以及拟研讨使自卫队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动向，都是小泉时代相关动向的延续。而安倍建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在“集权”和“军备”两方面比小泉路线走得更远。

　　但安倍的转变，不仅由于扭曲国会的终结、在野党的乏力和右倾成为日本政坛主流；使安倍能随心所欲的，更在于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安倍试图借机完成修宪这一政治夙愿。

　　毋庸置疑，美国重返亚太的动因之一，是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担忧。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撰文称：“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美国最有利的地方之一就是区域经济合作。”她所谓的“区域经济合作”，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安倍在几经踌躇周折后最终力排众议加入该协议谈判，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这一战略。同时，包括“强化与盟国的关系”在内的美国“战略再平衡”，也使安倍看到了希望。按安倍的说法：“只有强化日美同盟，日本外交才有实力。”

　　另一方面，安倍也非常清楚，日美利益不可能完全趋同，日美同盟绝非“无缝钢板”。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强化日本独自的防卫力量建设”，其意不言自明。为此，安倍不断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为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修改和平宪法寻找依据。但这完全不符合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基本目标。今年6月，奥巴马在和安倍通话时强调，“确保东海稳定和寻求对话的重要性”。7月，拜登和安倍交谈时提出，“当事各国都应采取必要措施，缓和紧张局势”，实则都是对安倍所为显示出不满。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后，美日在应对方式上的分歧更为明显。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奥巴马的“战略再平衡”和安倍的“实现国家正常化”本质上存在着某些利益冲突和战略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