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  “生命摇篮”：最后选择

　　在意大利，从教会医院罗马撒西亚圣灵医院在１１９８年设立第一个“弃婴轮盘”直至１９世纪下半叶，“弃婴轮盘”在意大利的数量一度达１２００个。１９世纪初起，“弃婴轮盘”卷入堕胎争议，到１９２３年，意大利正式废除这类设施。１９９２年，意大利医生朱塞佩·加罗内创办社会救助中心“生命运动”，倡导恢复弃婴轮盘，弃婴设施开始重现意大利，如今它们不再叫“弃婴轮盘”，而叫“生命摇篮”。

　　罗马卡西利诺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鲍力罗表示：“２００５年前后，很多新生儿被丢在街头垃圾箱或公厕内，因此我们２００６年在医院设立了弃婴点。”他说，当时甚至有人在台伯河钓鱼时“钓到”死去的新生儿。

　　卡西利诺医院的生命摇篮设在大门附近一栋独立小房内，外墙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写着醒目标语：“别抛弃他，把他托给我们。”并用多语言详细解释弃婴流程。

　　房子以弃婴窗口为界隔成两半。弃婴者从前门进入，按下电动按钮开启窗户，把孩子放进屋内小床。小床上铺着干净的白色被褥，护栏上装有防冲撞棉垫，房内四季恒温。窗口开启约一分钟后自动关闭，内部监控设施自动通知医护人员并传输即时影像，护士从后门进入抱走孩子。窗口玻璃为单面透光，监控无法拍到窗外的人，保护弃婴者隐私。

　　卡西利诺医院启动生命摇篮两个月后，接收第一名弃婴，迄今也只有这一名。事实上，全意４０多个生命摇篮总共只接收过两名婴儿，而意大利每年记录在案的弃婴约４４０名。鲍力罗说，这还只是“官方统计”，没人知道实际数字有多少。米兰一家救助机构的负责人洛戈尼说，意大利法律提供其他合法的匿名弃婴渠道，生命摇篮是妈妈的“最后选择”。

　　意大利法律规定，产妇在医院生下孩子后，如果想放弃抚养，医院不会登记母亲的任何信息，也不需要她签署任何文件，而是直接在婴儿出生资料上填“不愿透露姓名女子的孩子”。医院负责给民政部门递送婴儿出生资料和弃养声明，由未成年人法院批准后，民政部门会给孩子起名，在找到合适的领养家庭之前，婴儿将被安置在“孤儿之家”内。

　　不过，法律规定孩子母亲有６０天“反悔”。志愿者梅琳达曾为一位贫困潦倒的外籍母亲担任翻译，她回忆说，那名母亲生完孩子后６０天内，救助机构派心理咨询师多次拜访，还让另一位接受过救助的母亲现身说法，劝她抚养孩子，并承诺提供住所、生活必需品和工作等帮助。一旦母亲改变弃养决定，不太可能再次“反悔”，也就用不着“生命摇篮”。

　　尽管如此，婴儿被丢弃街头或垃圾箱的悲剧仍时有发生。鲍力罗说，生命摇篮接收婴儿数量少，令人欣慰又痛心。欣慰的是这说明妈妈们很少再想放弃孩子，痛心的是仍有很多人不知道生命摇篮的存在，不知道或不信任匿名分娩这项法律。他认为，政府应该利用各种传播途径加大宣传弃婴救助措施。一些非法移民由于害怕身份暴露，不愿意上医院，这种情况下生命摇篮对他们就很有用。

　　日本 收容弃婴助长弃婴

　　日本在二战后就有收留战争孤儿的“弃子台”，设于东京。随着日本《儿童福祉法》制定，弃子台收容的孤儿越来越少，１９４８年正式废止。１９８６年，群马县大胡町的儿童福利院另辟名为“天使之宿”的弃婴收容点，维持５年多后因为发生新生儿冻死事件关闭。此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弃婴收容点设于熊本县熊本市慈惠病院。

　　２００７年，取得市政府批准后，慈惠医院正式运营名为“鹳之摇篮”的弃婴箱。为保护隐私，医院一个不起眼角落的小门后面摆着名为“鹳之摇篮”的恒温为３６℃的保育箱。婴儿放入保育箱后，门自动关上，防止婴儿遭窃，警铃随之响起，通知员工。原则上，“鹳之摇篮”只接收出生后２周内的婴儿。医院在检查婴儿的健康状况后，由县政府所辖儿童保护机构将婴儿转移到县内３处婴儿院，收容费用由国家和熊本县各负担一半。其中，慈惠医院在收容期间每天获１８００日元的补贴；接收的婴儿院每月可得约５０万至６０万日元补助；领养弃婴的家庭可获每月３万日元和一定数额的婴幼儿生活费。弃婴由熊本市市长取名，登记在当地户籍册上。

　　２００７年，熊本市市长要求慈惠医院每年一次公布弃婴箱的运转报告，接收公众监督。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鹳之摇篮”６年间共接收９２名弃婴，约８成来自熊本县以外。２０１０年，当地儿童保护机构曾找到一些外地弃婴的父母，调查其弃养原因，以生活困难、未婚生育最多，其他原因还包括父母不和、婚外生育、老人反对等等。

　　对“鹳之摇篮”，反对声音一直没断。批评者认为，弃婴收容助长了遗弃婴儿现象，也与《儿童福祉法》《儿童虐待防止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不符。还有人质疑，一些婴儿收容点抱有获得政府补贴的金钱目的。

　　慈惠医院理事长莲田太二接受日本电视台采访时说，他理解人们的质疑，但最终要从婴儿角度来衡量，而生命绝对是最重要的。

　　社会团体“弃婴箱思考会”曾通过互联网开展调查，显示弃婴箱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比例为７比３。

　　德国  生命权知情权之争

　　现代弃婴装置在德国已有一定规模。２０００年，汉堡出现第一个弃婴箱。目前，全德有大约９０个弃婴箱，大部分设在医院，柏林就有４个。

　　在柏林的圣约瑟夫医院，弃婴箱设在大楼外远离正门的僻静廊道尽头。廊道弯弯曲曲，外部爬满藤蔓。如果不是入口处有一块写有“婴儿箱”的指示牌，普通民众站在廊道外也看不见弃婴箱附近情况。弃婴箱附近没有摄像头等监控设备，最大限度保护弃婴者隐私。

　　弃婴箱长约７０厘米，宽约４０厘米，嵌入墙体，内部有门与医院儿科相通。打开外部小门，箱内放着一层褥子、一个软枕和一个白色信封。信封内是一封给弃婴者的信，注明医院的联系方式，鼓励弃婴者向医院寻求帮助。弃婴箱外门一旦关闭便无法再打开。约１分钟后，警报响起，护士打开内门，抱走婴儿。

　　圣约瑟夫医院发言人里默尔介绍，医院会先检查弃婴的身体状况，随后报警并通知相关政府部门，由后者联系领养机构，寻找合适的领养家庭。如果弃婴父母反悔，可在８周内联系医院，经ＤＮＡ测试确定身份后取回婴儿。这家医院的弃婴箱自２００１年８月设立以来，一共接收２１名弃婴，只有两名被家长接回。

　　虽运行多年，弃婴箱在德国仍有很大争议，政府对弃婴箱设置尚无统一的法律规范。支持者认为，弃婴箱有助于避免弃婴受到意外伤害；反对者认为，弃婴箱的存在剥夺了婴儿获知自己身世的权利，这与德国法律相悖。

　　圣约瑟夫医院的里默尔认为，相比那些被父母丢在树林、厕所、甚至直接杀死的婴儿而言，弃婴箱里的孩子无疑是幸运的。“我们认为，婴儿的生命权应该优先于他们的知情权。”

　　另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设立弃婴箱可能“鼓励”父母弃养婴儿。

　　“说这话的人应该设身处地为那些绝望母亲想想。”柏林一家医院弃婴箱负责人加施坦格尔说，“我坚信，如果不是处在完全无助、绝望的境地，一个母亲绝不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她说，弃婴的母亲可能是意外怀孕的少女，或是遭受严重家庭暴力的女性，还有一些人因为生活拮据，实在无力抚养。“一些人不知道该去找谁，一些人由于过去与政府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不愿意再去寻求政府帮助，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不够透明，对困难人群的救助机制还应更加完善。”

　　她说，德国医疗保险普及，刚出生的婴儿也能享受保险，一般不会出现婴儿因残疾或重病无钱医治而遭遗弃的情况。她所在医院自２０００年设立弃婴箱，至今接收了２０多名弃婴，其中绝大部分是完全健康的。

　　虽已存在十几年，德国弃婴箱一直处于法律的“灰色区域”。大部分弃婴箱设在医院，也有一些设在教堂、孤儿院等地方，还有少数由私人设立。德国青年研究所先前发布一项调查，称一些弃婴箱运营方专业人员不足，部分被放入弃婴箱的婴儿最终去向不明。

　　柏林市政府已表明立场。“为了保护新生儿生命，柏林市政府支持弃婴箱，”柏林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新闻发言人康斯坦茨·弗赖说，“弃婴箱的存在肯定没有鼓励父母弃婴，弃婴是一种极度绝望的做法。”

　　去年，一个由柏林市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及医院代表组成的专家组已为柏林弃婴箱的运行设立标准，规定柏林所有的弃婴箱必须设在医院，且在接收弃婴的过程中必须与政府青少年事务主管部门及领养机构合作。２０１４年，柏林东部一家医院将设置全市第五个弃婴箱。

　　葛晨 冯武勇 唐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