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围绕推进经济转型深化改革。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原有发展方式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促进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新轨道。

　　其次，要围绕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国有企业在促进产业升级、参与国际竞争、提升综合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形障碍，打破事实上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再次，要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加快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设公共服务体系，使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成果。

　　最后，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更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污染代价和生产安全成本。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通过立法让财政公开透明

　　经济改革中，财税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基础。时至今日，光靠文件和政策落实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推向法治的轨道。在我国五位一体的改革当中，经济改革是牵动力，法治是保障。只有通过立法让财政公开透明才能问责，才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预算的评估问题，只有将财政预算的重大原则列入法律，加强问责才有利于克服财税改革的障碍。

　　一是认真修改预算法，使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观点遍布到法律当中去，克服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的问题。二是加大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制度，除预算结算审批之外加大重点预算的质询。三是增加常委会会议频率，加快修法立法的进度。

　　要从关注民生、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入手做好财税改革，使财税政策更加注重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调动改革积极性。

　　改革最大的目的是政府的透明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不是突发奇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各个主要贸易国家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面临重大变革。上海建设自贸区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产物。

　　改革最大的目的是政府的透明。不公布不执行，凡执行必公布。对于负面清单来说，就是负面清单没有的就不能执行，执行的只能在负面清单里面。从这个负面清单就体现了透明度。

　　让美元自由投入自贸区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得非常快，中小企业增长也非常快，在这十年中外贸急剧增长。但是，现在外贸可能会减缓，因为中国更转向于内需的增长，消费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需要更多地刺激内需。

　　中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方向去发展，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会有更多的投入。中国城镇化大有可为，在西方只有4个超级大城市，洛杉矶、纽约、伦敦、巴黎，但中国有11个超级大城市。到2075年75%的世界人口会是城市人口，城市生活就需要一个新的方式，像学校、医院、网络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同时，新技术也会发展较快，会更多地利用技术来刺激消费。我相信在中国，技术方面会有非常大的发展机会，中国现在已经有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最大的3D打印机等等，这些领域会有很大的增长。

　　人民币需要国际化，要让全世界的资金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人民币也可以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有更大的价值。

　　人民币的使用会越来越多，不仅在贸易上面，而且是在投资上面也有了更多的尝试。让美元能够自由地投入到上海自贸区，的确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机会。但我不确定这个进程有多快，所以要看发展节奏。

　　历届政府对经济过热都保持警惕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第三季度保持稳定，我想目前中国政策制定者对7.5%-8%的经济增速是满意的。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9%左右，但是过去十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中国政府还需要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是适度的。目前应该不会再出台刺激计划，即使再次发生了像2008、2009年那样的情况，中国政府对出台刺激计划的态度也会更加审慎。所以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会是中性的，既不扩张，也不紧缩。

　　中国政府仍会花大力气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目标不会是过快的增长，而是一种正常适度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实现了所谓的软着陆，我们可以确信，并没有出现硬着陆或者崩溃，经济在持续增长。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二十年中，过快的增长速度往往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比如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更加严重。事实上，目前印度经济增速为5%，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经济增速，这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实际上，中国的历届政府对经济过热都保持警惕，一旦发生过热，政府会采取措施。

　　事实上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是在地方层面上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环境，来改进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给企业更大的自由，包括给贸易和外国投资更多的便利。我们会看到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正开始逐步退出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间政府做了很多安排，都在说明政府正在开始逐步退出市场。这些安排包括，在农业主产区和环保地区取消GDP考核；增加了地方负债债务考核等。

　　从上海自贸区来说，我想可能三个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开放了资本，过去我们是正面清单，禁止的和限制的当然不能从事，即使鼓励的也需要批准。这是限制了政府的一个权力。所谓负面清单重新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是产业升级，从传统的制造业开始向服务业转型。第三，上海自贸区也是中国加入世界，向更高开放标准靠拢的一个问题。

　　对银行业下一步改革来说，一定得放开资本市场，实现资产证券化。银行将逐步进入更高层次的混业经营，这个混业是指在产品中间混，而不是传统机构之间。这对银行、金融市场、监管无疑都是更严峻的挑战。

　　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金融角度看，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应在配置各种金融资源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完善金融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的金融体系。它不仅切中了中国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时弊，指明了金融改革的方向和重心，而且指明了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方向和重心。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弊端屡屡受到社会各界的诟病，如融资难（其中包括融资数量少、融资渠道窄和融资贵）、金融产品少、设立金融机构门坎高和金融服务质量差，等等。究其主要成因在于，对实体经济部门而言，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外部植入型的金融体系，由此形成了金融机构的卖方垄断格局。

　　要改革外植性金融体系，就必须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回归”的含义在于，扩大实体经济部门中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各自的金融选择权，把本属于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权力归还给实体经济部门，推进内生性金融的发展。

　　在推进金融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公司债券有着一系列独特的功能，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应以改革公司债券发行的审批制发行对象为突破口。

　　支撑今后十年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我们转向了改革开放，奠定了成长基础；我们转向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10年的持续增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0），又给我们带来了新世纪10多年的增长。今天，中国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呢？在我来看，不是简单地说深化完善经济体制改革或市场经济就行了，它无法支撑将来的大的改革体量。

　　支撑今后十年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人的城镇化，农民从农业转到工业、非农产业中，生产效率、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但农民如果没有融入城市，那农民既没有消费，也没有增长的基础，就不能提供持续稳定的基础。

　　中国社会今后十年甚至更长的十年，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果扣住这个主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有基础。

　　本报记者 陈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