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整天为工作焦虑、苦恼到“很想跳楼”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开始构思一部与现代都市生活相关的漫画作品。他构想里的人物是一群“病人”：一对烦恼的夫妻“焦虑二人组”，全身贴满创可贴、身心都容易受伤的“OK绷人”，用铁链都拴不住的购物狂“狂买症”，以及每天为各种理由而自杀的“自杀三兄弟”。11年后，这部名为《大家都有病》的漫画集结出版，扉页上有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那颗受伤的心病了？还是这整个时代病了？” 

　　有趣的是，近几年来，“大家都有病”正在成为中国当下都市人群的标签。越来越多的人自嘲“神经病”，抱怨自己的“拖延症”和“购物癖”。对于网络新人类而言，“病症”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医学词汇，它被网友们广泛接纳，其字面含义也在被无限放大。在豆瓣网，你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疾病小组”，有纠结病、厌世病、公主病，还有“选择障碍症”“亲密关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选择性缄默症”“语言学习狂热症”甚至“甜点无免疫力症”。如果你在豆瓣小组搜索带有“症”字的小组，数量竟然高达475个。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大量都市人群主动“对号入座”成为病人；而另一方面，很多拥有真实精神症状的“时代病患者”也在网络社群中浮出水面。在高速往前奔跑的中国社会面前，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坚强得跟得上它前进的步伐。 

　　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2009年，Pole（网名）在网上闲逛，偶然发现了几个帖子，里面介绍了一本叫做《战胜拖拉》的书，以及楼主与“拖拉”作斗争的经验。帖子隶属于一个豆瓣小组，它的名称是“我们都是拖延症”。这是Pole第一次听说“拖延症”这个词。她正好连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司法考试，并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行为。“都是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准备而最后基本裸考，”她这样回忆。“拖延症”这个新鲜的名词让她大为激动。“哎哟喂，说的就是我啊！”她想，“我是病啊！我找到组织了！”Pole立即决定“一定要治病”。“拖延症是一个契机，我自己的内心告诉我需要停下来跟我谈谈。”Pole说。在“我们都是拖延症”管理员高地清风看来，绝大多数拖延症“病友”都是像Pole这样发现“组织”的。很多人接下来的感受基本一致：高兴地把自己归为病人的行列。“它可能让人解除掉在拖延这件事上的一些道德包袱，因为很多人原来觉得自己懒、没用，心理压力非常大。”高地清风原来也是一个拖延者，曾经为此错过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他最早加入“我们都是拖延症”是2008年11月，当时小组已经成立了一年半时间，人数有两三千，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拖延者，不太活跃，“在里面都闷着，大家都比较绝望。”高地清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积极参加小组内部对拖延原因的积极讨论，并组织研究国外相关资料，介绍各自跟拖延对抗的经验。他形容，当时的小组就像盲人摸象，把“拖延症”现象一点一点地拼出来。现在，高地清风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上这样写：“拖延症一词定义者……致力于批量帮助拖延者”。他认为，“拖延症”一词最早就来源于豆瓣。 

　　而除了拖延症而外，更多的“病症小组”开始在豆瓣网上发酵。2006年起，“抓狂症候群”“Reiteration （我有重复症）”“间歇性心理低潮症”“我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等小组相继建立，类似的小组还包括“外向孤独症”“密集物体恐惧症”“被害妄想症”“单曲循环症”“出行恐慌症”等等。此外，豆瓣还出现了几十个不同的拖延症小组。拥有自发、即兴特质的“豆瓣小组”是豆瓣网除“读书”外历史最久的产品，它比传统论坛更具体、细化，从而带来了更为细分、拥有共同兴趣、话题和情感倾向的一批人群。 

　　这些新鲜好玩的小组名称迅速引发了网友关注，很多人立即对号入座。在一个囤积症的帖子里，一个匿名网友这样写道：“我忽然豁然开朗，心想既然有这个病症就证明患者还不少，然后非常安心地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患病真好！即使周围的人都觉得你奇怪也要坚持做自己啦”。而与此同时，更多“病症”网友也开始在QQ群里集结。

　　那段时间正是社交网络在中国迅猛普及的几年。拖延症、社交恐惧症的文章、漫画，从开心网、人人网一直被转发到后来兴起的微博，迅速向豆瓣之外的其他网络平台辐射。实际上，上述绝大多数病症都不属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治疗范畴。高地清风认为，“拖延症”就是一个网络词汇，“是中文网民的创造”，它火起来的原因是“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深深共鸣”。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拖延症：“信息时代的新感冒”。 

　　他们想20年后的事情

　　在网络疾病开始引人注意之前，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就对这样一些“都市类疾病”有一些更为直观的印象。 

　　2005年，李松蔚开始在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当时中心刚刚成立，学生来访者便络绎不绝。“我很懒，没有意志力”，一些学生说。另一些人的问题是“事情都被我拖到最后一刻”，或者“制订了很多减肥计划，但是就忍不住要吃，怎么办？”李松蔚刚开始有一些困扰——意志力障碍、学习不努力、拖延等状况根本达不到心理诊断标准。而即便如此，他并不敢松懈。就在那一年7月，一个男学生从北大33号宿舍楼的5楼阳台纵身跳下，成为该校当年第三名跳楼自杀者，此时轰动一时。正因如此，北京大学才成立了这个免费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中心成立之前，有心理问题困扰的北大学生只能去校医院心理科，而上述学生的问题并没有在那里被大量发现。李松蔚曾跟同事们猜想，校医院需要收费，大概这样一些拖延状况还远远不到让同学们花钱去看病的程度。而李松蔚渐渐发现，这些“不起眼”的状况对一部分来访者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曾接待过一个毕业生小丁（化名），她一开始的需求竟然只是想做完自己的简历——她的问题是，光是做简历就拖延了一年。 

　　“我不想做简历。一开始做，我就会想到自己这几年过得很失败，没有给自己打下什么资本，”小丁很痛苦地说，“简历没有什么亮点，用人单位会怎么看我？”李松蔚意识到，表面上小丁只是想做一份好简历，但更核心的成因是小丁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对前途深深忧虑。 

　　北大心理咨询中心成立的那一年，中国内地的“高考扩招”政策进入了第7个年头。2005年，全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如此急剧增速的招生规模，其他国家恐怕还没有过。 

　　扩招之后，就业压力的逐渐出现几乎成为必然。2005年大学生自杀身亡事件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曾对《新京报》表示，自杀的学生比历年多、而且较为集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当前社会上对大学生的评价体系及其待遇、地位都较以前下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让学生们对找工作深感焦虑，开始产生自卑感。” 

　　在北大，李松蔚正在接见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在那里工作了7年，接待的来访者有近200名。最早每个北大学生可以有8次的免费心理咨询机会，后来由于预约的人太多，校方只好缩短为6次。他们的困扰大多与学业拖延有关，还包括形形色色的选择障碍——很多学生在出国、工作或者户口和高工资之间摇摆不定。更多学生的病症是混在一起的，导致程度不同的焦虑。 

　　李松蔚有时会跟同事们交流这些“症状”。私底下，他们把大一、大二学生戏称为高四、高五。“因为他们真的太像高中生了，特别紧张、特别刻板、喜欢制订计划。”在他的观察里，这批学生从大一起就希望对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制订一个完美的规划。他们大二就急着去实习，知道申请出国需要学习好、发表文章，一早就会考虑需要认识一些什么可以写推荐信的老师。他们拥有太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至少在网络上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过来人”。他们不光在想今天的事情，还在想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个主题是“我该怎么样过上我想要的生活”。这样的心态跟他们的前辈们全然不同，早些年北大毕业生似乎没那么早熟，但有底气，也会更专注于“今天”而非“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