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替傅作义捉刀写致毛泽东的“檄文”

　　1946年7月31日，晋察冀、晋绥军区发起了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当时延安电台还播报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于集宁城下的消息。不过，战局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由于指挥失误，大同一城终未能攻克，集宁又遭失守，而且张家口又处于傅部两面夹击之下，晋察冀军区面临恶化的局势，西北野战军也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局面。傅部相继攻下卓资山、集宁、丰镇，矛头直指中共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此时的傅作义可谓顾盼自雄，命令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表示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同时也给蒋公和美国人显示我们的态度”。

　　对此，阎又文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的一个选择：写，还是不写？阎又文马上让王玉向中共中央请示，王玉迅即向延安进行了汇报。阎又文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封信一定要写，而且要骂得狠一些，要让傅作义和他的官兵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也让我们的指战员看后在战场上恨不能把敌人一口吃掉。”

　　1946年9月20日，傅作义部队的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这篇《致毛泽东的公开电》。第二天，南京《中央日报》迅速加以全文转载，其大字标题是《傅作义电劝毛泽东，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文章的捉刀者阎又文施展其才华，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又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这封信激起了中共与解放军上下的愤慨。据说朱德总司令特将此电分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借以激励将士要牢记大同、集宁之辱。至于毛泽东，更是对于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公开信着笔之前，已经通过周恩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邓宝珊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当傅作义见到毛泽东时，惭愧地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说：“你办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随后，有人向毛泽东引见傅作义身后的阎又文时，毛泽东笑着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3.暗战北平，多次劝导傅作义

　　至1947年底，傅作义已升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坐镇北平。当时，他不但有20万嫡系部队，还拥有华北地区40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指挥权。翌年5月，李克农命令王玉速到北平再行联系阎又文。当时，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已在酝酿，同时中央也在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军进行会战。显然，此时阎又文的秘密任务是搜集傅部的战略情报，这包括傅作义的政治动向，国民党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计划，傅和蒋的关系，等等。在与王玉接头后，阎又文将王玉以《平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安排住进了北平饭店。而此时的阎又文除了仍是傅作义的秘书之外，其军衔已升至少将，同时兼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等。至于王玉和阎又文的具体联系，是每周六阎又文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时，王玉持记者证参加，而有关的绝密情报遂通过这一公开的场合被秘密传送出去。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大局已定，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构想是先夺取归绥，攻克太原，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野战军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一举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关键时刻，李克农再派王玉潜入北平，并限他两个星期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最迟也不能超过三个星期。然而，仅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王玉就回来了，他从阎又文那里带回了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这份情报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起到了重要影响。随即，根据阎锡山死守太原、傅作义部队高度机动等情况，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并指示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以此迷惑和稳住傅作义。同时，对在淮海战场上已经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也暂缓攻击。

　　1949年1月，根据傅作义对战和仍不明朗的态度，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的路线。10日，阎又文又接到王玉发来的指示：迅速了解傅作义的动向。阎认为傅作义的动向可能是：一、南逃会蒋，在长江一线驻军；二、往西线而去，投靠西北马家军；三、固守北平，与林彪部队决战于此。不过，傅犹疑不决，决心难下。此时，阎又文力劝傅，其部非蒋嫡系，投靠蒋绝非上策；如与西北马家军会合，如今北平已被共军百万大军所包围，此路显然不通；与林彪决战，则分明是绝路，况且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将遭到毁灭性破坏，敌我双方都将成为千古罪人。那么，不妨寻找第四条出路，与城外的共产党谈判，寻找转机。傅作义对此仍犹疑不定。在此间隙，根据上级指示，阎又文配合各路人马，如邓宝珊、傅冬菊、刘厚同、何思源、杜任之等，对傅作义展开攻心战，终于使傅作义决定派代表与中共和谈。随即，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参与双方的和谈。1948年12月25日，在傅作义战与和尚不明朗的时候，新华社公开宣布了一份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的名单，其中有傅作义的名字。对此，傅作义心里十分在意。此时，阎又文对傅作义进行了许多劝导工作。他说这是“周瑜打黄盖”，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而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淡，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果然，中共密使很快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中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于是解开了傅作义的心结，双方的秘密和谈重新开始。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后，他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傅看后沉思良久，说：“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最后一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他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以及傅作义的文告。此后的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2日，傅作义偕邓宝珊、阎又文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上级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不过，当时他的真实身份仍未公开，仍继续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和平起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部队接受改编。此后，他由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点名，调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再后，又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不过，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然没有公开。1961年，阎又文奉命调至农业部，曾任粮油生产局局长。他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

　　（摘自《党史博览》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