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消费增税填债务社保缺口

　　问：日本的消费税是怎么回事？这次消费税增税酝酿已久，日本政府出于什么考虑？

　　答：日本的消费税是一种对货物或劳务进行多环节征税的流转税，类似于我国和欧盟的增值税,税收额约占全部税收23%左右。据日本的消费增税法案，本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同时，根据今年的经济形势，明年10月还将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

　　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等直接税相比，作为间接税的消费税在日本税收中所占比例较低。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由于国民收入水平较高，间接税和直接税税收占比分别为30%和70%，发展中国家两者税收占比正好相反。日本本月实施的消费增税，则将提高消费税的税收占比。对此美国《华尔街时报》讽刺道：通过此次消费增税，日本或将成为G7中唯一一个消费税收超过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收占比的国家。由此可见一斑，由于长期经济增长乏力，日本正逐步由发达国家集团主要成员向发展中国家“滑铁卢”。

　　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物价持续下跌的通缩现象前后延续了近15年。在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未来国民收入水平开始呈下降态势。为了解决财政透支，弥补社会保障支出所需资金不足，日本迫切需要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收入对发行国债的依赖。但是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如果提高个人和企业所得等直接税税收占比难度较大，而提高消费税率来获取税收则相对容易。通过消费增税，日本政府一则可以解决每年高达43%的税收缺口，二则可以缓解每年约以1万亿规模不断膨胀的社保支出缺口，可谓一石二鸟。

　　目前日本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已经攀升至230%，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全球仅次于津巴布韦。从日本的国家财政预算看，其债务偿还支出已占预算支出的23%左右，社保相关支出也占到3成以上。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要偿还巨额公共债务、填补社保透支，方法不外乎增税和营造通货膨胀，让国民分担债务。从“安倍经济学”本质说，其货币政策目的就是营造通胀预期，而面对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规模和越来越大的社保透支，消费增税是最好的救命稻草。问题是，这次上调税率到8%充其量只能增加约8万亿税收，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日本财政的结构性难题。

　　根据日本政府测算，如果要避免日本出现财政悬崖，必须将消费税率大幅上调至33%到35%。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看，国民根本不可能承受如此大幅度税率上调。因此，日本政府与其致力于消费增税，还不如早日推动财政重建工作，否则消费增税只能是饮鸩止渴，从长远来看，财政风险并没有得到根除。我们看到，欧盟成员国的希腊也采用类似于日本消费税的增值税，其23%的税率也远远高于日本的消费税率，但并没有能够避免财政危机的出现。

　　总而言之，消费增税既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消除财政风险，也不能解决不断恶化的社保透支问题。

　　2  将拉大日本社会贫富差距

　　问：消费税增税对日本老百姓和日本企业有什么影响？日本社会对增税有什么反应？

　　答：一句话，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增税对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消费群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从生产者角度看，消费税对不同生产规模和业态的企业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说日本的所得税征收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话，那么消费税因其税源充足、便于征收则体现了税收的效率性。但是，由于消费税采用比例税率，因此对不同收入阶层具有一定的累退性，意味着人们通过消费将会增加贫富差距。特别是在少子老龄化和年轻人失业率较高的背景下，消费税率上调只能进一步拉大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增加贫困阶层生活负担。

　　从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的调查来看，消费增税后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庭有2名劳动者）计算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增税后的生活补助）将减少9000多日元，各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将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低收入群体和老龄人口生活成本上升令人堪忧。

　　另一方面，从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转嫁来看，这次涉及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含税价格都有5到35日元不同程度的上升。同时，受“零核电”政策和能源进口价格上升影响，税率上调后的月均电费含税价将上升430日元。幼儿园、中小学等原本属于非征税对象的学杂费也受税率上调影响开始上涨。按照日本民间各大智库测算，消费增税给国民带来的负担将远大于8万亿政府增税收入。

　　消费增税除了对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消费群体有不同程度影响外，还对不同生产规模和业态的企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特别是从企业生产规模角度看，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因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品消费税率上调而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人们对产品滞销的预期也将使企业库存不断增加，并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投资预期，进而拖累上市企业股价。

　　尽管如此，由于大企业在产业链中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相对而言在产品定价上也拥有一定话语权。因此，针对税收负担上升，大企业可以通过税负转嫁，将一部分税负转嫁给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其余部分税负则可以转嫁给批发、零售环节的中小企业或消费者，受消费增税影响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处于弱势群体的中小企业将面临比较大的冲击。由于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相对处于弱势，企业生产成本较高，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将税负转嫁给大企业或消费者的难度较大。从以往日本消费增税的历史经验看，中小企业是消费增税的主要受害群体。所以，除消费者外，日本中小企业相关协会团体也是反对消费增税呼声最高的利益团体。

　　3  可能彻底终结“安倍经济学”

　　问：这次消费税增税会不会重蹈1997年增税的覆辙？对“安倍经济学”又会有什么影响？

　　答：日本的消费税法始于1988年2月，并于次年4月开始正式实施。但消费税法成立伊始，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便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辞职。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率从原来的3%上调至5%，因增税引发经济衰退，致使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落败，桥本被迫引咎辞职。2011年，菅直人内阁因决定消费增税，引发党内分裂导致下台。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因通过消费增税法案，为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落败埋下祸根，野田随即引咎辞职。

　　从日本消费税法案成立到几次增税的历史风波中，周而复始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断衰退和此起彼伏的倒阁运动。所以，这次增税对安倍内阁来说也可能凶多吉少。

　　安倍2012年上台以来，积极实施所谓“安倍经济学”，尝试挽回日本经济长期以来的颓势。按照安倍自身说法，其经济政策主要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增长战略三部分。但是安倍执政一年有余，“安倍经济学”却“高开低走”，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2013年日本全年实际GDP增长率1.5%，仅高出民主党执政时期约0.2%。而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唯一能够牵引经济复苏的也仅剩个人消费。

　　然而，消费增税将终结个人消费好转的格局。按照发达国家标准，目前日本5%的消费税率还有很大上调空间。特别是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情况下，消费税率如能上调至33%到35%左右，那么日本的社保透支现象将得到缓解，公共债务也能降到现在发达国家一般水平。从这一点看，安倍此次增税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从历史经验教训看，如果在任内第一次消费增税就立刻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带来冲击，使经济迅速下滑的话，那么安倍或将难逃和前辈一样的下场。按照日本的消费增税法案，在本月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以后，安倍还必须根据经济形势作出明年10月是否实施第二阶段增税的决定。也就是说，安倍的政治生命即使能够在这次增税中幸免于难，也可能很难越过明年10月第二阶段增税的“鬼门关”。

　　总而言之，日本这次消费增税如同饮鸩止渴，很可能彻底终结“安倍经济学”。为了避免支持率下跌、抑制各方政治反对势力抬头，预计今后安倍或将通过打造“安倍政治学”、“安倍军事学”来创造眼球效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修宪扩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