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罗箭 原名罗小卿（罗小青），1938年4月生于延安。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后入“八·一小学”，1949年进入北京，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1961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两次荣立三等功。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之后又调入总装备部后勤部任副政委，1994年被授以少将军衔。1996年退休。

　　北戴河位于燕山脚下的戴河之北，因而得名，原来不过是渤海边上的一个小小渔村，经过百多年的沧桑，如今是与美国戴维营、俄罗斯索契齐名的首脑避暑胜地。

　　清光绪年间，清政府修筑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此时山海关归临榆县管辖）铁路，英国铁路工程师金达发现这一带海滨绿树成荫，蓝天白云，大片白沙，海水平缓，是个优良的天然浴场，很合西方人夏天休闲避暑的口味。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一些外国人，首先是一些传教士，以后又有一些外交官、商人纷纷在海边建立小洋房，慢慢形成大片别墅区，成为避暑胜地。以后，北京的达官商贾附庸风雅，也纷纷购地建屋，夏天能来北戴河成为一种时尚。乘火车从北京到北戴河车站，再坐驴车，甚或骑驴到海滨别墅已成最时髦的旅游，以致西洋美女骑驴的照片成了当时最热门的“旅游”广告画了。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北戴河获得解放。1949年开始，我国政府将北戴河作为疗养胜地，先后建立了煤矿工人疗养院、铁路工人疗养院、纺织工人疗养院等众多工人疗养院，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英模，一线的工人到北戴河休养。1953年以后，中央和政府领导人陆续到北戴河避暑，1955年后国务院正式将北戴河作为暑期办公的地点，北戴河开始了新的兴旺时期。

　　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不久，为了和平解决平津问题，毛主席要求四野大军提前入关，就在11月间解放了北戴河。北平和平解放后，我随华北野战军荣臻小学（后改为“八·一”小学），进入了北平。1949年春天，我妈妈带我到天津看望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我们都称她为林妈妈。当时以平津间杨村为界，以西为华北野战军驻地，以东为东北野战军（即四野）驻地。林妈妈当时为四野干部子弟学校（今广州“八·一”学校前身）的校长，学校当时进了天津。小孩子们一个个全身整齐的卡其布校服、船形帽，小院子里有滑梯、秋千等玩具，小朋友们嘻笑追奔，十分热闹。林妈妈看我十分羡慕的样子，就和我妈妈说：“让小卿（我小时的名字）留下来跟着我吧！我这里条件好。”看我没有反对，妈妈就同意了。这样我就进入了四野干部学校。因为肖克、赵尔陆叔叔都从华北调到四野随军南下了，他们的孩子、我儿时的玩伴肖星华、赵琳也来到了天津，顿时学校里更热闹了。

　　1949年夏季，学校来到了北戴河。这时外国传教士、国民党大官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大片的别墅无人居住，冷冷清清，随着我们的到来，海滨又有了生气。我们学校占据张学良的公馆——章家大院，学校大约有一百多孩子，加上教职员工将近二百人了，所以连同周围的几幢别墅都成了我们的驻地。

　　到了北戴河我们仍然一边学习，一边休息。不上课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在海边徜徉，那是我第一次看海，那翻滚的浪花，海天一色的美景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老虎石礁岩上钓螃蟹是男孩子最爱的活动，用一根小竹竿或木棍带一根细线，绑上一块肉垂入海中，一会儿功夫拉起来，绳子上往往有几只螃蟹，用他们的钳子夹住肉，甚至是绳子，拉出水面都不放，等着让我们一一摘下来，一会儿功夫就可以钓一小筒。学校还组织我们爬莲花山（现联峰山）参观鸽子窝、怪楼，最激动人心的是看日出了。老师让大家写作文，我的作文中将刚刚升起的太阳比做一个大蛋黄，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现在想来虽然形象，毕竟缺少了诗意和浪漫。

　　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南下，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很快武汉、广州相继解放，学校也离开北戴河南下武汉。短短一、两个月北戴河生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打跑国民党后第一批到北戴河的人，后来才知道，1949年6月初，朱总司令就已经捷足先登了，但他是在聂荣臻伯伯陪同下到天津、秦皇岛，视察、了解城市接管和工商业生产恢复情况，到北戴河来看看，也就住了一两天，还不是真正的休养避暑，所以我们仍可称为第一批来此休养的人。

　　海滨浴场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北戴河海滨开始热闹起来，海滨区域从河东寨开始一直到鸽子窝一带，逐步形成几大块，西边主要是中央直属单位，中间为中央领导居住的区域，东边主要是政府部门和部队单位。我们常去的浴场叫中浴场。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常去中浴场，这里人最多也最热闹，不在这附近住的孩子一听说要到中浴场去都十分地高兴。周总理因住地离中浴场稍远，在中浴场旁边有个小的西浴场为他使用，我们也经常沿海边走过去玩玩。孩子们最骄傲的是这里能经常见到毛主席。毛主席来了往往会有小小的骚动，大胆一点的孩子还会有幸和毛主席握握手，有时毛主席下水，会引得一大帮孩子跟着欢呼跳跃奔向大海，真是其乐融融。主席一般上午睡觉，下午出来游泳的时候多，而北戴河的海一般是上午风平浪静，而下午浪就要大些。有一次海边刮起了大风，浪也很大，主席来到了浴场，我们都在浴场的阳台上闲坐，却看见主席穿上泳衣，在水手班几个卫士的簇拥下走向海边。当时海面上风很大，水中浪涌一波接一波，到了岸边成了翻卷的浪涛，人在海边上根本站不住。主席两次都被打得站不稳，被卫士们拉了回来。大家都力劝主席不要下去了，风大天凉，改天再游，但见主席摆摆手，又一次冲向大海，在卫士们扶持下，终于冲过海边的卷浪跳入深海了。到了海中，主席又恢复了他独有的闲庭信步的神态，半躺在水中，任由浪涌推动一上一下的飘浮，岸边的我们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以后年事稍长，看到主席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才渐渐明白主席说的“与天争斗其乐无穷”的意境了。

　　在浴场里很少见到江青，她来了也从不下水游泳，那时她热衷摄影，来了也不和我们打招呼，很少有孩子和她亲近，我们见了她只是叫“江青阿姨”，都略略有点怕她，没有见到老妈妈们的亲切。她几次到浴场都是拉着一个叫“小李”的女服务员做她的摄影“模特”，在阳台上、在海边摆拍，我们只是远远地站着看。

　　早些年还见过刘思齐。我们到浴场常常见到一个大姐姐，脑后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站在阳台边静静地远望大海，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一站一上午。我们到了浴场，爸爸妈妈就告诫我们不许吵闹，更不许打扰这位大姐姐。后来妈妈悄悄告诉我这是刘思齐，毛岸英大哥哥的遗孀。爸爸妈妈常用毛岸英的事迹教导我们，在心目中毛岸英大哥哥早已成为我们的偶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对刘思齐大姐姐也一样尊重，还有同情。听爸爸妈妈说主席很想为刘思齐再找个伴侣，他们也为此操心过，最后刘思齐终于和一位飞行员再婚了。

　　不知道为什么，李敏、李讷到北戴河海滨的次数不多，倒是毛远新年年都来，还偶尔见过他的姐姐远志大姐。远新和我们年岁相仿，又都是同学，相处毫无拘束。当年哈军工成立时朝鲜战争尚未结束，军校学生毕业后走上战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所以中央在政治局研究成立哈军工的会议上，陈毅伯伯拱手与到会的领导同志相约：请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带头，送你们的子女上哈军工。这也是后来上哈军工的领导子女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陈毅伯伯的二儿子陈丹淮也上了哈军工。上哈军工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向往的事情。我当时考上中国科大，已上到大三，最后在父母的支持下转学到了哈军工。

　　刘少奇一家也经常来海滨浴场，他们是个大家庭，除了光美阿姨的四个子女外，还有少奇伯伯前妻何葆贞烈士的子女爱琴大姐、刘允若，以及刘涛和丁丁。有时还有少奇伯伯的一些侄儿侄女，往往是一大家人来。但他们家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有亲情。光美阿姨对别人家的孩子也十分友善，在浴场是个非常受欢迎的阿姨，更可贵的是，他们是可以全家集体下海的少数几个家庭之一。一家人在爸爸妈妈带领下排成一队在海中游动，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这往往引来海边许多人羡慕的目光。

　　朱老总家也是个大家庭，他虽然只有一儿一女，但孙子、外孙一大群，还有许许多多亲戚的后代收养在家，也是海滩上最热闹的一家。朱老总为人慈祥，我们都喊他“爹爹”——四川话“爸爸”的意思。因为在延安，许多前方将领的孩子都被放在爹爹家中，我和刘帅的儿子太行，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都长期寄养在爹爹家中，还有很多孩子都受过爹爹的恩泽。老总的老伴康妈妈更是孩子们慈祥的妈妈，他们到来，都是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老总喜欢下象棋，他一下棋总是围着一大堆孩子，只有看爹爹下棋，孩子们可以胡说八道，乱讲乱评。一次看爹爹和彭德怀下象棋，不记得谁输了，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还丧气地说了声：“臭棋篓子！”两位老总谁也不恼。

　　朱敏姐姐先后生了五个儿子，她和刘铮大哥长期在苏联工作、生活过，给儿子起了个俄文小名，老二叫“沃瓦”，我们叫他“窝头”，是海滩上的小明星，他一来许多大孩子都争抢着抱他玩，为我们增添不少乐趣。

　　陈云伯伯话语不多，来了就坐在沙滩上晒太阳，很少下海。而于若木阿姨喜欢游泳，一个人常常可以游得很远。我们一些大男孩游到海中间一块浮板上，我们叫“白板”。在白板上我们反复跳水甚至叫小弟弟、妹妹们坐在白板上，我们从他们头上飞身跃下海水，听他们尖叫寻求刺激。常常发现于若木阿姨也来跳水，而且姿势相当优美。

　　小平伯伯原来在东浴场，后来也到了中浴场。他很喜欢游泳，常常下海。但他更喜欢看球赛。暑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球队，小平伯伯的小妹妹邓先群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有的人叫她小姑姑，有的人又叫她大姐，也没人较真儿。她当我们的教练。有一次我们和来北戴河休养的煤矿女篮比赛，毛毛（邓榕）叫我们快点开始，说她爸爸来看球了，我们回头见小平伯伯搬个小板凳已坐在场边了。从头到尾只他这一个观众，真令我们受宠若惊。当然，我们最后取得了胜利，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青睐。

　　在浴场从来没有见到林彪，也没有见到他们家的人，原来林彪怕水，见不得水，连海涛声也听不得。最初让他住82号楼，已经远离海边，但远远地能看到海面，这也不行，只好搬走。后来我们一家住进了82号楼，比我们原来住的17、18楼大了一些，但离海边也远了好些，终不如过去下海方便了。

　　中国夏都

　　自1955年以后，毛主席每年夏天几乎都要来北戴河，在这里召开了多次重要的会议，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与中国命运相关的许多大事都发端于北戴河。北戴河成了中国的夏都。

　　1958年8月23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福建前线近500门大炮突然一齐开火，近三万发炮弹砸向金门，金门岛顿时淹没在浓烟烈焰之中，料罗湾码头一片火海，大小碉堡不管明的、暗的都被炸翻，几条海面上的舰船飞快地逃向深海才得以避免被击沉的命运。守卫金门的司令长官胡琏虽逃过一劫，但他的副司令赵家骧和澎湖副司令吉星文、章杰却在炮击中丧生。而指挥这场炮击的正是毛主席，大本营就在北戴河，为了亲自掌控局面，甚至将前线指挥官叶飞招来北戴河。炮击金门一下子让美国人、蒋介石慌了手脚，连当时的“老大哥”赫鲁晓夫也不清楚毛主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其实炮击金门，主席早有打算。上世纪50年代初，解放台湾已有计划，前线总指挥为粟裕将军。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于1954年12月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人的插手使我们解放台湾更趋复杂，必须再选择适当时机。

　　1961年7月北戴河又一次热闹起来，不但来了许多领导，还来了许多国防工业战线的人，有干部、有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是来参加贺龙、聂荣臻元帅和我的父亲罗瑞卿主持的国防工业工作会议。由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问题，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放慢脚步、精简项目以休养生息的方针。国防工业开会落实中央的要求，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讨论原子弹研制项目时，许多人因经济困难，苏联撤走专家，技术复杂，难以突破，主张下马，先放一放，待时机成熟再上马。也有许多人认为不能下马，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加上全国一盘棋的有力支持，要咬牙坚持下去。没有苏联人，我们的专家、技术人员早已下定决心自己搞出来。1960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收到苏联撤回专家的正式照会，主席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支持这个意见的人中有外交部长陈毅，他说：赫鲁晓夫嘲笑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再穷，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搞出这个东西。我的包包里一边装着钱，一边装着原子弹，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我的腰杆就硬。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也说：叫花子还要有一根打狗棍呢！争论的意见报上去，还是毛主席和中央下了决心把原子弹研制继续搞下去。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终于炸响了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奖章”。有了原子弹就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