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肃穆的帝国议会大厦是柏林的地标建筑，也是德国议会的所在地。设计师在墙上保留了一些二战期间占领柏林的苏联红军的涂鸦之作。

　　在柏林，这种布满历史创伤、“自揭伤疤”的公共建筑并不少。然而，正是“涂鸦墙”之类公共建筑存在，令德国在正视历史之时找到自我救赎之路。

　　１９４５年４月底，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三名红军士兵在帝国议会大厦楼顶插上红旗。其他红军士兵也纷纷在这座建筑上留下“胜利纪念”，在墙上涂鸦。

　　大部分士兵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伊万诺夫、彼得、鲍里斯·维克托维奇·萨普诺夫……就好像如今人们到此一游的手机自拍照；还有的在墙上写下一路征程：莫斯科－斯摩棱斯克－柏林（１９４５年５月）。

　　尘封多年重见天日

　　二战结束后，这些涂鸦几乎无人注意到。第一轮重新整修时，帝国议会大厦位于英军管辖区，俗气的护墙板掩盖了满墙的涂鸦和弹痕。直到１９９５年整栋建筑再次翻修时，这些涂鸦才再度面世。

　　工人们卸掉护墙板、铲掉石膏墙皮，发现了墙上模糊不清的字迹。一开始，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搞清楚后，却立即引来争议如潮。

　　德国人应该拿这些涂鸦怎么办？在德国首都、在议会大厦出现这样的文字，让人们再度想起那段黑暗历史，那段德国对人类犯下罪行、最后自我毁灭的历史。战后德国政坛元老、当时的议会议长丽塔·聚斯穆特回忆，不少议员主张除掉它，也有议员说，“这也是属于我们的历史”。

　　聚斯穆特说：“有人说：‘不行！我们不能让自己再次被羞辱。’我却总是说，这会让我们更坚强，而不是软弱，让人性更强大。”

　　然而，有些涂鸦只是士兵的宣泄，内容从公厕墙上常见的“主题”到令人难以启齿的脏话，不一而足。在俄罗斯使馆的善意提醒下，柏林方面清除了墙上的不当内容。如今，整个建筑东南角落墙上仍留有一句诅咒希特勒的脏话。

　　后来，议会初步达成共识，同意把所有涂鸦内容记录在册，其中大部分是“我们活下来了”。聚斯穆特逐渐说服心存怀疑甚至持反对意见的议员，通过决议保留并展示部分涂鸦内容。她说：“没错，苏联人来过这儿，这是德国的终结，但同时也解放了我们。”

　　展示伤痕审视过去

　　从“终结”到“解放”的历史观从此盛行德国，成为政治生活、公共艺术和建筑审美的“主基调”。这种态度认为，不要隐藏历史及其伤痕，而应予以承认、保留和展示。这是含蓄地警示人们：此时此地，恪守道德，承担责任。

　　来自维也纳、在德国工作的建筑师兼导游亨茨·伊劳特说：“这种悔罪态度已经成为德国的象征之一。”在德国，在柏林，无论议会大厦墙上的涂鸦，还是博物馆墙上的弹痕都被保存下来，在翻修、重建过程中融入新的建筑。让历史融入现在，在当下审视过去。

　　著名的德国新博物馆最初建于１８４１年，在二战期间严重损毁，整个重建工程历时十年，利用现代技术和被炸碎的原始残料，包括折断的石柱和仿古埃及彩绘天花板等。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建筑师奇珀菲尔德说：“没人喜欢自己被毁灭的证据。”当他决定保留新博物馆墙上的弹痕时，有人来找他说：“苏联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不想再看到这个弹孔，它最初出现时我就见过。”

　　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奇珀菲尔德没有妥协。他认为，建筑物应该守护历史。最后，新博物馆不仅保留了弹孔，还保留了其他战争创伤，但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例如，用现代风格的柱子撑起老旧、受损的墙体。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病休”７０年的新博物馆重新开放，外表是最初建造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用料有二战期间炸碎的砖瓦，内里装备现代的电梯等设备……这种时空交错、新旧融合的风格令人着迷。整个德国历史，从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战后两德分裂到现在，在这座建筑中均有体现。

　　委婉警示意义深远

　　二战结束后，德国很快迎来战后重建的高潮，只有柏林中心城区是一片“处女地”，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曾远去：炮弹坑、瓦砾、沟壑长久留存。柏林墙推倒后，这片土地成了设计师的乐园，那些新旧交融、讲述历史的公共建筑在这里拔地而起。

　　德国外交部是一座既有现代设计又包含纳粹遗址的建筑，围绕一个院落彼此衔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科学院的中庭是一座有着现代玻璃顶的古旧院落，院墙上的弹痕清晰可见。

　　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附近是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车站里有一组孩童塑像，纪念曾经解救近１万名犹太儿童的“生命火车线”。车站的另一边是名为“眼泪殿堂”的博物馆，冷战期间东德居民在此挥泪告别前来探访的西德亲友……

　　对于德国和参观者，这种新旧交融风格的建筑意义深远。翻修后的议会大厦力图成为监督民主的“炮塔”，议会大厦有一个玻璃钢顶的“炮塔”对公众开放。走上螺旋楼梯、透过透明玻璃，参观者可以俯瞰议会讨论，议员们也能仰视参观者。

　　参观者真能参透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吗？他们知道透明“炮塔”和民主政治的暗示吗？他们能理解保留苏联红军涂鸦其实是对狂妄自大和军国主义的委婉警示吗？

　　“我认为他们会明白，”建筑师兼导游伊劳特说，“但并非所有事情都能解释清楚。”含蓄委婉难道不正是艺术和建筑的本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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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历史建筑

　　实现新旧交融

　　二战后，很多国家都为各自的战争创伤修建博物馆、树立纪念碑，大多是肃穆、孤立甚至与周围环境割裂的建筑。

　　德国也有过这样的建筑。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１年期间，建筑师埃贡·艾尔曼受聘重建在战争中被炸成瓦砾的柏林纪念教堂。他原计划彻底铲除战争遗迹，在原址上重建一座现代建筑。

　　这个想法引起争议，最后艾尔曼保留了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围绕废墟建起一圈现代风格的钟塔、教堂、礼拜堂和门厅。然而，新旧建筑不过毗邻而居，彼此没有交融，历史的废墟仍然置身度外。重修后的柏林纪念教堂因此被柏林人戏称为“蛀牙”。

　　直到推倒柏林墙，德国的公共建筑才真正实现新旧交融。建筑师戴维·奇珀菲尔德说：“墙倒了，揭开了所有的伤疤。”

　　在德国，富含“历史断层”的建筑并不少见，联邦财政部大楼即为典型代表。二战期间，这里是帝国空军部大楼，楼内高悬万字旗，被希特勒钦点为“继承人”的赫尔曼·戈林出入其中。战争结束后，苏联短暂接管这座建筑，后来又转交给东德政府。

　　两德统一后，这座大楼的故事并未结束。这里一度成为一个资产整合机构的办公所在，负责私有化东德境内的国有资产。不少东德百姓对此咬牙切齿，认为这是要把他们“贱卖”给西德。１９９１年，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被一支极左翼武装杀死在起居室。

　　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这样一座富含历史戏剧性的大楼？推倒重建是选择之一。然而，联邦财政部决定保留这座建筑。

　　现在的大楼从外观看起来与纳粹德国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内部装修却现代、明亮而舒适。从大堂到高层办公室，墙上挂着不少照片，讲述这座建筑物的复杂历史。从这座大楼的外表，不难窥见过去的影子，但楼内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刊主编 汪一新 卫蔚

　　（本刊除“论坛”及本报记者署名文章外，均由新华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