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潘树立 1947年出生。1978年考入华东师大，1982年起，在上海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综合处、秘书处工作，曾任正处级秘书。1995年起，在新民晚报，曾任工会主席、党委办主任，文新报业集团党委办、新闻办主任。

　　1999年9月9日，为纪念新民晚报创刊70周年庆祝活动，报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纪念书籍。其中有一本《我这二十年——新民晚报同仁征文选辑》，由报社108位同仁共同参与写作。我是此书的责任编辑，对于当年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我铭记在心。

　　此书出版的由来

　　1998年，是新民晚报报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下发文件，宣布新民晚报和文汇报撤销原有建制，联合组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集团正式成立前夕，晚报报社党委召开党委会，对报社年内需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其中就包括在报社内部举行征文活动，并编辑出版一本征文集子。

　　新民晚报在“文革”中被勒令停刊。1979年，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关心下，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宣传部的领导下，新民晚报终于在1982年1月1日正式复刊，遵循老社长赵超构提出的“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复刊当天发行量即达60万份。历年中，发行量最高曾达186万份。

　　我时任报社党委办公室主任，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即通过报社内刊《新民之苑》发出征文启事。

　　征文活动起步不错

　　征文活动通知发出后，短短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现任领导都送来了大作。8月份后，报社党委副书记张韧调任报业集团纪委书记，并受集团党委委托，全力投入文新报业大厦内部布局与装潢等工作。过度的操心劳累，迫使她住进医院治疗。平时不多写稿的她，却在“偷闲”的几天里，交出了20年前在安徽当涂县任职“县书”的回忆文章。老张的这篇文章让我如获至宝。

　　我至今记得，征文活动最早交稿的人员中有报社编委、体育部主任张攻非，文章标题是《我的昨天和今天》。文章叙述了“文革”中丧父失子的悲痛，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炸响，给老张带来了新生……

　　离退休的报社领导，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送来了手写稿件。较早送稿的还有一批近年进报社的大学生。

　　艰苦创业令人难忘

　　回顾二十年，报人离不开对晚报复刊时期艰苦创业的追忆。

　　离休干部、报社原总编辑束纫秋，经历了新民晚报“文革”前和复刊后的全过程。他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一文，以晚报复刊筹备组领导的身份，详细介绍了复刊如何从“四大皆空”人员、楼房、设备、资料起步，通过解决“五子登科”班子、房子、银子、路子、点子艰难创业的历程。文章结尾处，他说，1982年1月1日，恢复出版的新民晚报报纸编号为7257号，1966年8月22日，被迫停刊的报纸编号是第7256号。两张报纸之间连续号码相隔的时间，竟长达15年5600天之多……副总编辑李森华、周宪法、朱大建的《蓝大褂·白大褂·服饰潮》《弥足珍贵的纪念》《采访赵超老》，老领导冯英子、周珂、任荣魁、张林岚的《我的二十年》《复刊前后苦乐与共》《搬家》《园中有棵雁来红》等文章，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复刊时期一批老报人艰苦奋斗为后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资深记者钱勤发于1981年9月进入报社。他在《土壤的情怀》一文中说，复刊时期，报社不足100人，蜗居九江路41号4楼一个简陋的层面上，用夹板隔开的各个狭小空间，就是各部门的“办公室”。记者每月要有三四十篇稿子见报，月工资51元，奖金10至20元，内稿稿费没有超过两位数的。但大家从不计较，只求有所作为。“内稿稿费单我好好地留着，留到我写回忆录”。

　　著名老报人吴承惠撰写了《三个小人物》，书中的“小人物”身份只是拼版、校对，这些人物当时都已去世，“没福气住进巍峨堂皇的大厦”，但他们对晚报复刊时期所做的奉献和不计名利的“傻样”，却让吴老先生难以忘怀。为此，他建议：“出一本《晚报人物志》，最好能着重记记小人物。”

　　以民为本以民为天

　　新民晚报于1993年首创“夏令热线”。报社经济部副主任何锦新在《我与夏令热线》一文中说，“夏令热线”已办六届，多位市领导分别在热线开通的第一天来到报社慰问记者，还亲自接听市民来电。

　　群众的小事，就是记者的大事。群工部主任王明国在《一份请示报告》中提到，1988年，刚刚进入百姓家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质量问题特别多，“读者之声”版面因此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为了解决读者需求，群工部给报社领导打报告，申请举办家电使用维修咨询（免费）活动。分管副总编任荣魁在报告上批示：“请束（纫秋）、周（珂）、冯（英子）、张（林岚）、沈（毓刚）阅，建议同意群工部提出的方案。”报社组织举办的咨询活动引来了如潮人群。十年后，泛黄的报告纸上，红字批语依旧清晰可见，它成了报社与读者关系密切的见证物。

　　记者邵宁撰写的《我与蓝金亮》，回顾了1996年发现居住浦东棚户区的壮族中年妇女蓝金亮，身患重病却仍慷慨解囊帮助他人事迹的过程。专稿《蓝金亮的故事》后被改编为沪剧上演，又拍摄了电影《上海新娘》。从此，蓝金亮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

　　报社在80年代曾专设了“七彩民工”栏目，让农民工形象出现在报纸版面上。记者夏连荣的《我的“七彩民工”情结》，述说了作为“七彩民工”版面的责任编辑，如何“自掏腰包”乘车外出采访，“翻山越岭”进入工棚，结交工友，帮助他们修改稿件，为他们“登台亮相”创造机会的一些体会。

　　敬业奉献展示形象

　　身为报人，新闻就是战场。报社副总编辑孙洪康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采访记》，写的是1994年2月他作为特派记者，来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在领导和贵宾都离开西昌踏上归程后，他“逆向行动”，又一次乘车来到65公里外的发射基地，登上了火箭发射台深入采访，写出了独家新闻《“长三甲”火箭发射目击记》。

　　被一位市委宣传部领导戏称为“不要命的”记者强荧，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探险记者”。他的《我成了“探险记者”》一文，真实地告诉人们穿越“死亡之海”的难忘经历。出发前，他给家中留下了“黑匣子”，里面交代了“万一”要处理的几件事。60天的沙漠之旅，每天要经历四季无常的气候变化，还必须超体力极限玩命行走。到达终点时，他的体重减了22公斤，拍照留念，“脸像个60多岁的老人”。5万多字、72篇沙漠手记、《“死亡之海”纪实摄影展》和大特写《闯荡大沙漠》等收获，让他感叹：苦难是一种财富。

　　体育记者葛爱平在《千里寻访阿里》一文中，书写了“搜寻阿里”的传奇经历。1985年，世界拳王阿里访问中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葛爱平单枪匹马从上海飞到西安寻觅阿里，最后竟然把阿里引入新民晚报报社访问。直到那一天，总编辑束纫秋与阿里热情握手之际，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评论部主任徐世平的《老邱的电话机》，生动写出了老报人邱国海的淳朴，又反映了报社设备如何由简陋到先进的变化。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1986年1月1日，新民晚报由6版扩为8版。1992年7月1日，由8版扩为16版。两次扩版，报纸发行量从复刊初期的58万份增至170多万份。而第三次扩版，则是在新闻界一些报纸缩版的背景下，报社经过风险调研的逆势扩版。1996年1月1日，晚报第三次扩版由16版扩为24版，发行量又增至180万份以上。群工部记者薛亚林的《新民晚报三次扩版给我带来机遇》，追述了晚报的三次扩版，为他带来三次改变“身份”机遇的深切感受。

　　为了适应对外宣传工作的需要，1993年12月，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率团赴美考察。回国后向市委汇报并提出创办美国版的申请。1994年4月，国家新闻主管部门正式批准新民晚报赴美发行。当年10月，新民晚报美国版在当地正式印刷发行。读者数达3万户，读者范围遍及美国50个州和一个特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曾建徽，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和中国驻洛杉矶领事周文重等领导到场祝贺。报社编委顾龙的《我当过海外公司首任总经理》、驻美记者站站长潘玉鹏的《改革开放使新民晚报走出国门》等文章，详细介绍了他们在创办和出版美国版工作过程中的难忘经历。

　　总编办原主任朱家生《喜看新民晚报走过十六年》一文说，进入九十年代，报社先后淘汰了彭江路印刷厂和延安路印刷厂，引进了世界先进印刷设备，建起沪太路印刷厂和浦东金桥印务中心。报社建立了新闻出版网络，不仅提高了采编排工作效率，还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把新民晚报办得更好”

　　1998年7月起，解放日报原副总编金福安担任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他在《我这二十年》一书序言中，对新民晚报的二十年作了如下评价：“从赵超构先生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十六字办报方针，到丁法章同志锐意改革，大胆创办新民晚报美国版，以及晚报新老同仁一系列丰富发展这一办报方针的创造性办报实践，现在已经成了中国晚报学习的榜样，而凡以新民晚报模式创办的各地晚报都取得了成功。”老金是上海著名报人，是见证新民晚报二十年实践的“局外人”。他的评价是真实、客观、公正的，并无溢美之词。

　　上海市委原副书记、宣传部长陈沂认为晚报取得的成绩与领导班子分不开：“从超构到纫秋，到现在的法章，真是一代接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

　　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丁法章撰写的《终身难忘的记忆》，是《我这二十年》一书的开篇稿件，也是全书中特别重要的文章。1997年11月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活动即将圆满结束。在江泽民访美特别助理曾庆红的安排下，这一天丁法章和驻美记者站全体成员在美国洛杉矶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江主席仔细听取了丁法章的汇报，认真阅看了新民晚报美国版，称赞美国版所取得的成绩，并愉快地同大家一起合影。江主席最后对大家说：“把新民晚报办得更好！把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