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我国的中学教学普遍开设了俄语课。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用俄语，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安排下，组织大批中学生开展了与苏联学生的通信活动。此后由于风云变幻，几乎所有的通信都中断了，但却有这样一对当年的学生，过了二十多年，竟然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联系。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沧桑之后，这对异国朋友终于相聚到了一起。（本文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2期）

　　鸿雁往来 结识苏联小友

　　1958年，我进入上海市第二女子中学（现为上海市第二中学）就读，当时在学校学的外语是俄语。1960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在俄语课上，老师让叫到名字的同学来到讲台前，每人发给一封苏联学生写来的交友信。我拿到的信是从苏联加里宁省一个小镇寄来的，信中说她名叫柳霞，读小学四年级，已经11岁，她希望和中国学生通信，彼此成为好朋友。

　　怎样给苏联小朋友写信呢？这时候我想到了我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孃孃。她是在大革命年代和杨尚昆、张锡媛、张锡瑞等人一起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后来由于得了肺疾，由日本转道回国养病，因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她在唐家湾小学（现为肇周路小学）任教，终身未婚；她平时住校，每当周末就来我家。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她知识面广，不但给我讲故事，还教会了我很多俄文歌曲。于是我就请孃孃帮助我给柳霞写第一封信，告知我自己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1960年4月21日，我收到了柳霞的回信，信中说我是第一个和她交往的中国朋友，她的学校里没有中文课，希望能得到一本中文的初级读物或是俄华字典。在随后的来信中，她陆续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兴趣爱好、生活环境等等。柳霞和她父母及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同住。她的父亲原是苏联红军，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1949年不幸在一起工作事故中视力严重受损，后靠拉手风琴服务社会，同时领取国家的养老金。

　　柳霞还向我描述了她居住的村子，那里有个高高的小山岗，山顶上有个古老的教堂和文化之家，里面有个大厅可以看电影，还有图书馆，有两万本以上的书籍，她经常去借阅。图书馆前面还有一个小庭园，还有商店、澡堂、幼儿园和中小学校等等。到了冬天，村里最大的池塘就成了溜冰场。

　　柳霞说，夏天她们参加少先队野营活动，她很喜欢唱歌、跳舞，她最喜欢的学科是“地理”。学校还要求学生学会拉手风琴，她已会拉几首歌曲了。她问我：中国的少先队员放寒暑假去农村吗？她还希望我的班级和她的班级开展通信，并发来了地址。

　　此后我们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交往，还互寄明信片和童话书、歌曲本、各地的风光照片、电影明星照片及自己的绘画作品等。我们在通信中不断加深了解，增进友谊，成为一对无话不谈的异国朋友，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们的心却越来越近了。

　　一次柳霞来信告诉我，她们那里是严冬，常有暴风雪。一次又来信告诉我，她们那儿是春天，冰雪消融，在街上走都不用穿大衣了。那天是4月22日，是列宁诞辰之日，她们有纪念集会，听老青年团员讲述自己遇到列宁的往事。这年年末，柳霞来信说她病了，住进了医院，但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她很好地完成了考试。她又说她喜欢运动、歌唱、舞蹈和写诗，她还喜欢大海，长大了想当领航员，到远方去航行，因此她要先学会使用信号设备，她已经学会了打手旗。此后柳霞又来信告诉我，我寄给她的一把扇子收到了，她在学校的大会上唱了歌，跳了中国舞蹈，跳舞时用的扇子就是我寄给她的。她又说学校举行滑雪比赛，她们班得了年级组第一名。她说，他们班级已给我的班级寄出了集体信。在另一封信里，柳霞说不久前她还参加了区无线电广播，唱了四首歌，还看了中国影片《英雄虎胆》，她说这部电影很精彩。2月23日是苏联的军队节日，她和妹妹、弟弟都向参加过卫国战争的父亲送了礼物。 

　　自从我和柳霞通信以来，中苏关系虽然开始趋于紧张，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两人的友情。1962年，我们通信已经两年，这年夏天柳霞将升入七年级，她利用暑假期间去各地游览。她说她到了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的宫殿非常美丽，保存着各种珍贵的东西。她还参观了普希金馆和中国馆，她说她特别喜欢中国馆，她让我给她寄北京和上海的风景图片。信的末尾，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写道：“戴仪请政府在冬天也（或）夏天到苏联。”她的意思是希望我得到政府批准，在寒暑假时去苏联游览，并同她相聚。我家在上海徐汇区的太原路上，与著名的普希金铜像很近。与柳霞通信的几年中，我常常去那里，漫步在铜像下，不时仰望这位俄罗斯的伟大诗人，心想即便没有机会去苏联，这里也可以寄托我对柳霞的思念。

　　1965年，柳霞已经进入十年级，我也在读大学一年级了，可我们仍然在通信。柳霞一次在信上说，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她是非常非常的爱我，并让我不要拖延时间回信。

　　1966年“文革”爆发，我和柳霞的通讯被迫中断。

　　风吹浪打 难阻真挚友情

　　我父亲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解放后任上海农科院副院长，“文革”中自然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我们被抄家了，一间房还被某中学的红卫兵占用。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将柳霞的来信以及寄来的物品藏在大橱的夹层中。过来人都能明白，要是被人发现这些东西，那是要被栽上“里通外国”的可怕罪名的。但同柳霞的友情给了我很大勇气，使这一批珍贵的纪念物得以保存下来。动乱年代，普希金铜像也被毁了，“文革”结束后，普希金铜像仿照原样得以重修，铜像下的三角小花园又成为上海市民休闲的文化景点。每当我去那里散步，在心情愉悦的同时，也怀抱着一个朦胧的期待——也许在有生之年，我和柳霞还能够见面吧。俗语说“心想事成”。1987年12月的一天，我果然收到了柳霞的来信。我极为兴奋，立刻请一位在译文出版社工作的邻居，帮忙把信翻译出来：

　　亲爱的戴仪：

　　我希望你能回忆起和你通信近七年的苏联朋友柳霞。这些年里我常常想起你。许多年过去了，但我相信我的信会找到你，很想了解你现在的生活情况，你的双亲是否健在和健康。简单地谈谈我自己：我快三十八岁了，我有了丈夫和两个儿子。长子在部队服役，小儿子在艺术院校读书，他们分别是十八岁和十五岁。我从大学的俄语和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演员之家图书馆主任，我从事俄罗斯民间文学创作活动。我现在住加里宁市。如能收到你的信，我将再写得详细些。请你的信写得长些，并寄上一张照片。你写俄文如感到困难，我也懂些法语（我想你在中学也学过法语，要么就是我弄错了）。祝你和你的父母及亲人新年快乐！让这封信带给你们全体幸福、健康、诸事顺遂的祝愿。紧紧地吻你！

　　你的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