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写了回信:
亲爱的柳霞:
我在23年后的今天忽然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我和我的家人也常谈起你,我一直珍藏着你寄给我的明信片、信、照片和手工艺品等礼物。看到它们就使我回忆起我们美好的学生时代。我衷心祝贺你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光阴似箭,你快38岁了,我也近43岁了,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制药厂工作。1970年10月我结了婚,丈夫是材料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1974年我有了个儿子,现在已14岁了,在中学二年级读书。这所中学就是我以前就读了六年的第二女子中学。我的老师绝大部分都已退休,只有极少数几位现仍在该中学任教。近20年的荒废,我对俄语已经生疏了。我没有学过法语,但曾学习过制药英语(只能看些制药有关的书)。好在我有一位近三十年的好邻居——一位很有学识的翻译家,很热忱地答应帮助我,这样我们的通信就能解决了。寄上照片四张,通过它,你会对我和我的家庭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你能到中国来旅游。
你的朋友戴仪
此后我们不断鱼雁往来,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以及介绍23年来各自家庭的变化。
柳霞说,她现在住在加里宁,它是州行政中心,离莫斯科不远,有两间房间,现在已觉得有点挤了。他们在市郊农村也买了一栋房子,夏天就去那儿避暑,那儿有花园、菜园,还有树林和小河。她和丈夫都喜欢干农活。柳霞说她至今仍爱好读书。正因为此,她选择了在图书馆工作。早年在大学里她就开始研究民歌,到现在还经常唱歌,并领导一个古俄罗斯民歌的业余歌唱团。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做家务、做饭、收拾和洗涤。她说她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缝制的,她还喜欢织毛衣和绣花。
柳霞在信中写道:“我们的报纸和电视经常报道有关你们国家的事情。这种情况已经中断许多年了。但我还是想说一句,这些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讲中国人民的坏话。昨晚,电视台播放了上影厂的上下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我们许多人都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老的武术、古老的医学和东方的历法。”
我在回信中告诉她,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我国和苏联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了。不久前我们看了苏联和保加利亚合拍的电影《大象音乐会》,我还看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复活》《办公室的故事》,以及在电视上看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从前一样,我很喜欢看苏联电影,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剧使我很受启迪。
我还在一封信中说,今年春节,我们全家特意到离我家不远的普希金铜像前留影。该铜像在十年动乱中曾被砸毁,现在又重新修建了。中国读者非常喜爱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叶甫盖尼·奥尼金》。柳霞说她经常外出旅游,到过国内许多城市,还到过保加利亚、波兰、捷克、东德,在巴黎也有朋友。我盼望柳霞也能来中国看看。柳霞回复说,她很高兴到中国来旅行,“我在童年时代就梦想有这么一天!”
上世纪90年代,因为苏联解体,时局发生动荡,我与柳霞又被迫中断了通信。
白首相聚 梦想终于成真
这样又过了二十二年。2011年1月2日下午,我正在家中休息,忽然有人按响了我家门铃。我开门一看,是一对外国中年男女,既不认识,语言也不通。我正对着他们发愣,那男的马上拿出一张照片,我一看,正是我们全家在普希金铜像前拍的合影。我估计他们是柳霞的家人,非常惊喜,连忙把他们让进屋。我儿子用英语和他们简单交谈后,知道他们是柳霞的大儿子夫妇,来中国旅游,并受母亲之托来寻找我。因为我在信封上总是用中文写上地址和名字,又没有搬过家,所以他们按地址就找到了我家,真让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与柳霞又恢复了联系。柳霞写信告诉我,当她儿子在电话中对她说找到了中国朋友时,她激动得哭了起来。
2012年9月21日,是柳霞来上海的日子。她原计划是和丈夫一起来中国的,但在临行前她丈夫因公事不能脱身,所以换成了她的孙女同行。她们先在北京游览了几天,然后来到上海。当天下午,我带了一个中旅社的俄语翻译,去虹桥火车站迎接她。那翻译是个小伙子,原来有其他接待任务,听了我的介绍,觉得这段经历太有意思了,于是推掉其他业务替我当翻译。那天我们等在出口处,当柳霞和她的孙女阿丽娜出现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她也认出了我,我俩情不自禁地快步奔向前,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我们互相通信达半个多世纪,今天终于见面了,这一瞬间令人无限感慨!刚通信的时候,还都是十几岁的豆蔻少女,如今携手相见,却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了。
当天我和家人同她祖孙俩共进了晚餐,然后送她们去预先订好的宾馆。第二天,我和儿子、翻译就陪伴柳霞祖孙二人去杭州和苏州旅游。在杭州乘船游览西湖时,我用俄语唱了我孃孃教我的歌,还用俄语朗诵了自己在初中时代上台表演《农夫与蛇》的台词,柳霞听了非常兴奋,并作了录音。
五天后,我们返回了上海,并在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午餐,柳霞对上海的点心非常满意。下午我们游览了豫园和玉佛寺,晚上又去上海马戏城观看了“时空之旅”,演员们高超的技艺让柳霞祖孙二人赞叹不已。此后我们又游览了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以及环球金融中心。在100层的观光天阁上,柳霞说,这么多的大厦,数量上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任何城市。晚上,我们还乘船游览了浦江夜景,两岸灯火辉煌,习习凉风吹来,我们尽情享受着这美好的夜景和相聚的欢乐。柳霞说,如果她年轻三十岁,一定会争取到上海来工作。
在柳霞的一再要求下,她和孙女两人住到了我家中。那天,我们特地来到了普希金铜像前留影。说来也奇,这天在普希金铜像前,竟然摆放着一个两米多高的鲜花花篮,非常醒目,给这座铜像增添了不少亮色。我心想,这普希金铜像默默见证了我和柳霞五十多年的友谊以及经历的种种波折,现在,它也仿佛在为我们的相会而感到高兴呢!第八天,开车送柳霞她们去虹桥火车站返回北京,她们将从那里踏上回国的旅途。这之前,我将保留了几十年的信件都给柳霞看了。在车上,柳霞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和孙女把那些信又看了一遍,她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她孙女也动情地说真是太感人了!她还告诉我,她觉得我俩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友谊可以持续这么久。临别,柳霞说回国后要告诉她周围的人,她的中国上海之行有多么美妙,仿佛是一个童话故事。中国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家,她有世界上最好的女朋友住在那里。她还邀请我2016年去她的家乡,参加她们班级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在虹桥火车站,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并希望不久能再次见面!
(摘自《上海滩》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