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印钞厂失窃案 

　　裘礼庭没日没夜吃住在所里，与部下同甘共苦，赢得了普遍的好评。1962年，公安部部长到上海视察时，特意来到地处繁华的金陵东路派出所视察，对裘所长的生动的汇报和踏实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64年，裘礼庭又擢升为分局副局长，分管刑队，终于圆了他的侦探梦。

　　正值人生大好年华，准备大干一番时，1966年“文革”突然而至，裘礼庭被整得晕头转向靠边站了，坐了十年的冷板凳，直到1976年秋天“文革”结束，他才官复原职。此时，他已46岁。他又领带分局刑队侦查员以繁华的南京路为中心，屡破大案，屡建奇功。

　　1982年元旦，裘礼庭又被调入市局刑侦处6队任队长，开始了更为专业的刑侦生涯，两年后，提升为刑侦处副处长。

　　裘礼庭的侦破特点是勘查现场认真细心，走访过程注重细节，分析推理丝丝入扣，抽丝剥茧，审讯对象慢慢细磨，以柔克刚，就像老家宁波糯米团，粘到案子里不轻易放手，凡是被他粘上的案子大多能够侦破，故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宁波糯米团”。

　　如果说美丽牌香烟广告模特被害案是裘礼庭的代表作，那么侦破上海印钞厂盗窃人民币大案则是他的最得意之作。1987年6月的一个周末，裘礼庭接到处里的通知，让他向市领导汇报上海印钞厂失窃案。他感到有点纳闷，自己负责凶杀要案侦破，这个印钞厂的案子不归自己分管，怎么叫他去汇报？他去请示端木处长，老端木说：“你手上的案子先让别人管一下，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你集中精力去抓这个案件。”

　　原来这是一起久拖未决的悬案。那是1985年11月25日，广东省潮州市人民银行职工，打开一个从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里取出的新5元券钱箱。清点钱款时，惊讶地发现有个一千张包装的5元券纸包，被人用一捆封包“贴头纸”调包了。缺失的一小包5000元人民币，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员工都感到意外。

　　蹊跷事一件接一件。1986年7月1日，广东省惠阳县工商银行职工也发现短缺了一个大包新币，共计25000元人民币。紧接着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安县农业银行的职工，又发现一小包5元券的人民币被人偷梁换柱，共5000元。

　　两年内接连发生了多起新币失窃事件，合计缺失人民币35000元，当初可谓是笔巨款。经侦查员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采用“贴头纸”掉包手法作案，一定是有条件接触新币的人作为，显然是一个“内贼”。三批丢失的5元券均系上海市印钞厂出品。经过侦查，人民币在出厂前就已被掉了包，初步判断，作案现场应该就在印钞厂内。现场没有留下可疑的痕迹。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印钞厂失窃案，由市局领导指挥，并迅速集结精兵强将，展开了全方位的内查外调。

　　在市场回笼货币中已发现了赃款，这说明狡猾的作案人已经销赃。此人从大世界储蓄所、常熟路储蓄所和老西门储蓄所等处购买了“定期”和“定活两便”的储蓄存单，接着转手再从银行取出，变成了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货币。那时尚无监控探头，人员进出川流不息，银行内部职员谁也无法回忆出持款人的具体相貌和特征来。通过对印钞厂职工逐一询问，部分工人提供了一些线索，经过办案人员的逐个调查，均被排除。

　　案发一年多年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来上海印钞厂考察时，要求限期破案，并提出要亲自听案情汇报。星期一上午9点，市委政法委书记石祝三、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易庆瑶一起参加了会议。裘礼庭安排侦破小组顾副组长和技术人员汇报案情。

　　石祝三书记看着裘礼庭，笑着问：“裘礼庭，你看怎么办？”裘礼庭早已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案子作案对象范围明确，系内部作案，我看此案能破。”石书记也不绕弯：“你有多大把握？”裘礼庭说：“此案从发生到发现，间隔时间过长，赃款已经变成流通货币，因此有些难度，侦破需要时间。”听完裘礼庭的话，石书记马上将了他一军：“裘礼庭，那你认为什么时候能破案？”裘礼庭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是6月15日，快则两个多月，国庆节前破案，慢则半年时间，年底一定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