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取同情型

　　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 高调表功型

　　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

　　● 告诫建议型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引发社会关注。“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内容 “四要素”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悔过三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容易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