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精心设计的局

　　60名被告人，457名受害人，697万元涉案金额，这是18件电信诈骗案的全貌。王女士就因为着了骗子们的道儿，被骗走57万多元，成为受害者的一员。

　　“王女士您好，您在广州肇庆办理了一个固定电话，已欠费1663元。”2013年11月3日，正在家中休息的王女士拿起固定电话后听到这么一番话。

　　“我从来没有在广州办过什么电话。”心生疑惑的王女士当即回答。

　　“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建议您立即报案。”听到这里，确实丢过身份证的她心头闪过一丝不安。“王女士您先别急，我帮您转接到肇庆市公安局。”

　　“你这种情况比较麻烦，只能让公安局领导解决，我帮你转接一下。”听完王女士的报案后，一位自称刘警官的人说道。

　　电话转到“领导”那里。“我是陈磊，经过调查，你涉嫌一宗很大的洗钱案，有10%的赃款划到了你的账户，希望你能配合清查。”

　　“查询过电话号码的确是肇庆公安局的电话，我便有些相信了。”王女士回忆，“陈磊说这宗洗钱案比较重大，要把电话转到检察官那边，让检察官处理。”

　　过了一会儿，有个自称严清的检察官打来电话，让王女士记下三个国家安全账号，并向其索要了手机号码。很快对方就拨打其手机，信以为真的王女士按其要求分别转账44.3万、13万元。

　　电话欠费、信息泄露、报警处理、涉嫌贩毒或洗钱、检察官介入、交保证金，靠着这六招，2013年10月到12月间，被告人辛秀梅、龚辉文等9人在柬埔寨王国金边市的别墅内，先后诈骗王女士等12名受害人184万余元。

　　主审法官陆光怡认为，这个案件体现出当前电信诈骗案件的3个突出特点：一是作案手法日趋隐蔽。犯罪团伙人员非常善于伪装自己，假冒电信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用虚假身份开设银行卡，获取被害人信任。二是结伙作案分工非常明确。团伙中有人专司收集被害人信息，资料准确，针对性强，有人专司诱骗、稳控被害人，一线、二线、三线人员均不了解彼此工作具体情况，只有各条线人员密切配合、环环相扣，才能取得最终成功。三是案件侦破和证据收集困难。为逃避公安机关侦查，被告人经常身处国外实施诈骗，并通过特定技术更改、隐藏真实电话号码，使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陷入大海捞针般的困境。

　　仅在2013年12月9日，该团伙就拨出电话759条。最终，王女士等12名被害人少则2000多元，多则高达71万，累计被骗超过184万。

　　2015年3月25日，浦东法院一审认定，本案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伙犯罪，根据9名被告人在团伙中的犯罪情节和所处地位，判决辛秀梅、龚辉文等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到1年6个月，罚金6500元到1500元不等，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

　　被套牢的欲望和恐惧

　　统计发现，18件案件中，共同犯罪案件为14件，占近8成。而14件中，以公司为幌子诈骗的11件，诈骗422人，超过受害人总数的92%，诈骗资金143.8万元，仅占20.6%。

　　严密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带来相应“收益”，诈骗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据浦东法院刑庭庭长马超杰分析，从18件案件的犯罪手法来看，套牢被告人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最常见的是小恩小惠型。马超杰介绍，被告人通过电话联系被害人，以中奖送抵用券、IPHONE手机、工艺品或对投诉双倍赔偿等为诱饵，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交付一定实物，要求被害人支付高额手续费、鉴定费、公证费等。

　　“11家以公司为幌子的诈骗案，无一例外采用该种方式，其中1件案件中，为取得被害人信任，被告人苗全辉甚至非法开设网站‘辰购网’，戏作全套。”马超杰说。

　　第二种是愿者上钩型。被告人通过百姓网、58同城网等聊天群发布出售二手自行车、贷款等信息，不主动联系被害人，而是广撒网，等着他们找上门。3件此类案件中，共有17人被骗取7.5万余元。

　　“还有就是威胁利诱型。”马超杰介绍，除了辛秀梅案，有一件案件值得特别关注。被告人黎懋军等6人从互联网等渠道获知被害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身体状况等，利用被害人对疾病的恐惧，冒充医生、专家、医院财务人员等拨打被害人电话，以治疗疾患，让被害人购买药品、设备及办理退款需缴纳一定费用等为由，骗取6名被害人298万元。其中黎懋军参与诈骗150余万，被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其他被告人也得到应有惩罚。

　　另外一种是网络搭讪型诈骗，被告人假意与人谈恋爱，然后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骗取钱款。

　　综合来看，危害最大的是两类：一是小恩小惠型，利用被害人爱赚小便宜的欲望实施诈骗，受害人多；二是威胁利诱型，利用了被害人恐惧后的不知所措或盲从心理，犯罪金额大。

　　而调查发现，被欲望和恐惧套牢的不仅仅是受害人，还有一些被告人。在18件电信诈骗案中，有7件被告人全部为未成年人。而2014年以来，浦东法院审理的各类未成年人涉诈骗罪案件一共才9件。

　　通过网络求职，稀里糊涂就业被高额回报“俘虏”，通过公司“话术单”熟悉业务……据少年庭法官单宇驰分析，这7件案件都属于小恩小惠型诈骗，反映出被告人社会经验不足、易被骗入伙，法律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等特点。

　　而辛秀梅案也有相似情况。法官指出，“从盲目择业到身处异国的恐惧，再到积极从事诈骗，被告人的付出没换回报酬，却换来身陷囹圄，得不偿失。”

　　通讯员 李鹏飞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法官建议】

　　说起电信诈骗的危害，刑庭副庭长肖波深有体会。在一起医保卡盗刷案件中，肖波通知被告人家属代缴罚金，可家属就是不相信这是法院打来的电话。肖波认为，电信诈骗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府工作、社会信任和个人资金安全。

　　“事后的惩罚，尤其是进一步加大侦查和惩处力度，能够起到很大震慑作用，减少损失，”但法官同时也指出，“从根本上看，要控制电信诈骗，还是要事前发力，在通信和金融行业监管、个人信息保护及防范意识上扎紧篱笆。”